在日薄西山的清帝国晚期，列强的入侵、战乱的频繁、小农经济的崩溃、社会秩序的紊乱、天灾人祸的绵延等多重原因，使城乡两地那些无法按原有生活方式、游戏规则生存的人，在不经意间纷纷发生规模性的迁徙、流动。天桥已有的历史文化个性与“下体”特征，自然而然地使其成为北京内城落魄之人和乡村末路者的首选之所。
（一）一步一步往外挪：内城旗人的天桥之旅
辛亥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此前作为统治阶层的旗人整体上尊贵的命运，曾经过着悠闲、典雅生活的旗人不得不群体性地与往日的辉煌、闲暇话别。原先作为标榜满族人典雅的吹拉弹唱等玩意儿，也成为一部分不顾面子的旗人谋生的工具。JermynLynn有如下的记述：从民国以来，满人变穷了，“甚至那些贵族们也要拍卖自己的府邸和珍宝，而那些贫穷地居住在营地的满人被迫离城出走以谋生计”，有些满人上街卖艺，“许多非常漂亮非常年轻的姑娘在妓院里卖身，天坛附近的天桥大多数的女艺人、说书人、算命打卦者都是满人”[22]。现在京津一带相声艺人仍然公认的相声始祖，原本唱京剧的朱少文和拆唱八角鼓[23]的张三禄等人都是迫于生计，在清廷灭亡之前就早早地走向天桥撂地卖艺。新中国成立后享有盛名的琴书艺人关学曾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被落魄的父母带到了外城。他说：
我们家是旗人，从小我就没见过祖父和祖母。只听说我祖父是一个宫中卫士。那时，旗人是由国家养起来的，每月都有钱粮，生活富裕。到民国时，就什么也没有了。我父亲什么也不会，就只有卖着吃，当着吃，到生我时，已经搬到了崇文区的贫民窟。为了能做小买卖，就只好躲开旗人住的地方，怕丢人。……母亲也是满族。过去那会儿，在旗的就跟在旗的结婚。那时，满、蒙、汉八旗与一般老百姓不一样。要是在街上出了事到厅里打官司，厅就跟现在的派出所一样，一进那厅，在旗的和一般老百姓的待遇就不一样。那一般老百姓一进去就得磕头，在旗的，满族人就不磕头，只是往那儿一站，是两种待遇，不一样。……后来，我们家先是从东大地搬到唐洗泊街，从唐洗泊街又搬到沙土山。[24]
关学曾落魄的父亲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卖菜、拉洋车、打小鼓，等等，母亲则在便道给人“缝穷”。在这样的境况下，年幼的关学曾吃不上饭是常事。到了十岁，他开始帮着家里做小买卖，山里红、西瓜、择手果子、臭豆腐、酱豆腐等什么都卖，还做过童工。最后，为了将来能有长远的谋生之本，如同那个年代的多数旗人一样，自小就受八角鼓等说唱熏染的小关学曾走上了学艺、卖艺之途。
同样，旗人出身的相声艺人常连安[25]、说书艺人连阔如[26]、河北梆子艺人珍珠钻[27]等都是因为家道没落而从内城一步步地走向天桥。
随着清朝灭亡和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与清朝以及传统生活形态紧密相关的一些特殊行业群体都不可避免、不同程度地脱离原有的生活场域，走向天桥。在清代，作为宫廷护卫并供皇上娱乐的善扑营的武士都是旗人。在清朝灭亡后，除了摔跤之外别无所长的扑户的生活失去了依附，只好纷纷走上街头，或授徒，或直接拉场子撂地卖艺。天桥后来有名的掼跤艺人沈三、宝三等都是曾在善扑营伺候皇上的宛八老爷的徒弟。[28]在今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下，掼跤的这一渊源，使得掼跤艺人马贵宝以及其同行都一再强调掼跤不是江湖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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