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为吊诡的是，抗战爆发实则暗中缓和了遗民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加速了遗民意识与国族意识的互渗。譬如，山西太原一位以遗民自居的前清举人刘大鹏，在东三省失陷后，逐渐放弃“清代”与“民国”的区分，而基本以“中国人”为其身份认同。[64]满洲“建国”反而打破了一部分清遗民的迷梦，造成清遗民内部的分化。刘大鹏初闻日本人将迎宣统帝复辟，还以为是“上天所命”，略有欣喜之情；到确知宣统仅以“执政”身份登位，已不认同“非驴非马”之伪满洲国，此后即再也未见其以清遗民的口气记事。外敌入侵淡化了刘大鹏对前朝旧主的眷念之情，使其转而关注当下中国的存亡。
其实当刘大鹏指责“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时，已默认“国民政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到1938年听闻伪“华中维新政府”成立，刘氏终于自认为“亡国奴”，实已将中国等同于他此前遗弃——或遗弃他的“民国”。日益迫近的外患，加强了民族国家的内部凝聚力，无意间抹平了朝代更迭残留的痕迹。同样，“宁做民国遗老”的章太炎[65]，虽不认同以青天白日旗为标志的“国民政府”，作为中国人，他却不能忽视国家这一实体正在遭受侵略的事实。在国难深重之际，章太炎终于走出遗民心态，放弃对以五色旗为象征的“民国”的追思，回复到其惯有的“国士”立场上来，打破沉默对时局发言。[66]
以君臣为首的伦理秩序解体后，衍生出一种特殊的“遗民”形态，姑且称为“民国遗民”。一般而言，亡国而后有遗民，抗战时期民国未亡，何来“民国遗民”？滞留在沦陷区的“民国遗民”，类似于靖康南渡后入金的宋遗民。就与具体政权的关系而言，“民国遗民”中又有南北之别，要看是北洋“余孽”，还是国民政府的追随者。更特殊的一类“民国遗民”，与政府毫无瓜葛，仅为“中华民国”所象征的义理而“遗”。
相对于沦为殖民地的台湾、伪满洲国，沦陷北平的特殊性在于“中华民国”的实亡而名犹存。从卢沟桥事变后日伪在北平扶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到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都顶着“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与重庆方面争夺法统。对滞留在沦陷区，熟悉春秋笔法的文人学者而言，正朔虽在西南，但能继续使用“民国”纪年，未尝不是种心理补偿。
据1937年11月18日竹内好《北京日记》所述，事变后与周作人过从渐密的尤炳圻跟他谈起新文化人的动向，透露周作人决意在“中华民国”这一名号被取消时南下[67]。传闻的真伪虽无从验证，但至少反映出北平沦陷初期周作人在去留问题上给自己划了一条底线。他信守的“中华民国”，与具体政权无关，只是一个虚名及其象征的“邦国再造”的理想。
周作人沦陷时期流露出的“遗民”意绪，并不能粉饰他附逆的事实。按史传传统，周作人“落水”后理应是被写入民国“贰臣”传的人物，他有何颜面以“遗民”自居？不妨从苦雨斋中的一方印章说起。这方印的朱文云“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乃是借用释家“僧腊”的说法，从受戒出家之日起，计算自己的年岁，在家的部分则抛去不计[68]。周作人自称55岁以后是他的“僧腊”，即是从1939年算起，而这一年正是他遇刺幸免后，接受伪职的开始。这样说来，岂非是以出山为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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