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事变后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钩稽《旧五代史》辑本中“胡虏夷狄”等字样的忌讳与改窜，以彰显潜伏于人心的夷夏之防。四库本的此类窜改，通常被认作异族统治者的阴谋，为了掩盖满汉之间的种族界限。但陈垣却从中读出四库馆臣的良苦用心，认为馆臣对清廷的态度，与明遗民无异，不过明遗民是“阳斥之”为“胡虏夷狄”，馆臣则是借忌讳与改窜来“阴指之”[81]。
到沦陷后期投入全副精力写作的《通鉴胡注表微》，陈垣以胡三省为代言人，将自己的心事怀抱投射到这位被遗民录忘却的“真隐士”上。在“表微”的部分，难以分清到底是胡三省的心声，还是陈垣的自白。因此可将《表微》视为史著中的代言体。《表微》无疑是“遗民史学”进入“后遗民”时代的典范之作，既复活了这一史学传统，亦在学术伦理上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40年代泛化的遗民意识，暗示着与单线时间、与大历史相脱节的生存状态，甚至是某种悼亡伤逝的文化立场，所以未必全是糟粕，而可以转换为面对不仅是军事占领意义上的“沦陷”，作为道德团体的知识阶层所肩负的伦理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平沦陷时期的知识人，不论其与现实政治的亲疏远近，也不论其在出处进退上如何选择，都呈现出某种遗民的“拟态”。所谓“拟遗民”，不是易代之际与贰臣相对的遗民，抽象地说，是难以挣脱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伪遗民”。沦陷北平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境，部分治愈了“拟遗民”的“时代错乱症”（anachronism）[82]，暂时缓和了遗民传统与现代中国的紧张关系。
[1]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沦陷北平的文化地层（1937—1945）》（项目编号：14YJC75107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选自《文学评论》，2015（3）。
[2] 吉力（周黎庵）：《遗民之今昔》，载《申报·自由谈》，1938-10-31，收入《横眉集》，上海，世界书局，1939，改题为《遗民今昔》。
[3] 1952年胡适在台湾北大同学会的欢迎会上提及此信，觉得“不但私人应该保存，即在北大校史的材料中也很有价值”（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161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这封信不仅是抗战八年北大校史上的重要文献，对北平沦陷初期知识人的去留问题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4] 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见《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3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48。
[5] 1937年9月9日胡适致郑天挺函，见《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
[6] 这篇账单出自程健健：《敌人**下的北京大学》，载《宇宙风》第74期，1938-9-1。
[7] “飘萧一杖天南行”出自1938年8月4日胡适劝周作人南下的赠诗。周作人将胡之赠诗及其和诗，发表于《燕京新闻·文艺副镌》第1期，1938-9-30，题为《方外唱和诗钞》。
[8] 周黎庵：《遗民之今昔》。“新民学院”是由日伪背景的“新民会”创办的官吏养成所。
[9] 罗莘田（罗常培）：《临川音系跋》，载《图书月刊》，1942，2（2）。
[10] 话语资源的借用，参阅拙作：《隐微修辞：北平沦陷时期文人学者的表达策略》，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1）。
[11] 参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8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2]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新民说十六》，第十四节之续“论生利分利”，载《新民丛报》第20号，1902-11-14。本文侧重于士作为道德团体的面向，而非其在知识传承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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