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在旧城内将小工业、小型仓库与居住、商业的混合区设在“城内外城东南部，并于城之周围沿铁路线酌设数处”。除此之外，“在城内拟以正阳门至天安门之间两旁，长安街、崇文门、王府井大街、东安门大街、西单北大街、宣武门大街、西安门大街及正阳门大街沿路”为“美观地区”，故宫等为“风景地区”，严格控制划定地区内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建设。
从实际建设情况上看，《大纲》制订对当时内城开发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日占时期的商业设施如银行、商店等大多集中在东单、王府井、东西交民巷一带。这里是老北京的商业繁华地带，又邻近使馆区，优越的区位条件吸引了日本和朝鲜（半岛）[12]人的商业组织的集聚。日本政商机构，包括银行、学校、医院、商店、旅社、饭店、行政机构等设施纷纷聚集于此，这是民国以来内城空间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
内城进行的重要空间调整还表现在，内城居住、社会空间以及使馆区的变化是日本按照自身利益主导规划实施和土地利用调整的结果。清末以来，北京市的外国人口大多居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卢沟桥事变前，在北京的日本人主要集中在使馆区内一区。[13]
日本占领华北后，日本广田内阁审议通过了《二十年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并宣布将此计划列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从1937年开始正式实施。卢沟桥事变时，在北平的日本人仅4000余人，1940年1月增至46000多人，7月则增至67400余人，占华北日本人总数的22%[14]。八年沦陷时期，北京人口的增长主要是机械增长，而在华日本人的增长占了很大比例，其数量在20世纪40年代初达到高峰。这些日本人在华从事商业活动者居多，除在西郊新街市的日本人外，在东单、王府井、东西交民巷一带也大量聚集。因商住条件优越，原居住于这些区域的北京市民被日本侵略者大量地驱赶到城郊地区。西四牌楼附近一带地方甚至被划为“特别区”，中国人一概迁出，也不准在这里通行。来北京的日本人除了军政人员外，绝大部分是来此淘金做生意的，许多中国人的商店、铺面被日本人无理抢占或被迫挂上日文招牌[15]。
使馆区本就是北京的特殊区域。日本侵华时期，侵略者凭借其占领者的优势地位，扩大其使馆占地，使使馆区的空间布局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00年前后，日本在使馆区仅占法国和西班牙使馆之间的一小块空间，东侧紧邻北京饭店。1935年时日本的使馆区占地面积大大增加，除原有面积外，沿御河西侧增加了两处公使馆地和日本兵营，周边邻中法银行、中国邮局。这一时期，无论使馆及相应设施面积的扩大和所占据的良好位置方面，日本都是十分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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