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安德烈·盖姆，因为得到了单层的石墨，也就是石墨烯，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是一种科学家曾经认为不会存在的二维物体，它不但是人们获得的最薄的物质，也是最坚固的物质。人们预计，石墨烯将来有可能应用在各种新鲜的电子设备上。
也许你们会想，盖姆教授得付出多大的努力、得使用多特别的仪器，才能让自己获得这一殊荣啊？
答案恰恰相反。
他用的是最便宜的工具——透明胶带。他用透明胶带粘在石墨的顶层，再撕下来。这样就会有碎片脱落，粘在胶带上。这时碎片仍然相对很厚，盖姆就对折胶带，再粘一次，得到更薄一些的碎片。重复这个过程10～20次，就得到了10层薄的石墨薄片。最后，在此基础上，他得到了石墨烯。
盖姆用透明胶带剥离石墨薄片的做法，被学术界命名为“透明胶带技术”。这样一个听上去不够“高科技”的技术，却帮助他获得了科学界曾经认为不可能得到的材料。
此前，一位中国人曾有机会分享盖姆的荣誉。他是盖姆新招的博士生，盖姆让他把一块石墨打磨出小薄片来，越薄越好。
这位中国博士生，用一台精密的打磨仪器工作了整整三个星期。然后，他拿着打磨出来的石墨薄片见盖姆。盖姆用显微镜观察了一下，这个薄片大约有10微米，也就意味着大约有1000层碳原子。
盖姆问他：“你还能弄得更薄一点吗？”
中国博士生回答说：“那样的话，我需要一块新的石墨。”
盖姆提供的石墨叫做“高定向热解石墨”，大约300美元一块。听他这么一说，盖姆的话就不那么中听了，他对中国博士生说，你不需要为了一个薄片而把整块石墨都用光啊。中国博士生则回敬道：“你这么聪明，那你自己干啊！”
博士生的话说到这个份上，盖姆作为导师别无选择，只好亲自上阵。
他没有在中国博士生面前丢脸。小小的透明胶带，就解决了中国博士生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盖姆与中国博士生的差别在哪里？是知识的多寡吗？
恐怕不是。
他们的差别，正在于各自思维方法的高下。
这位中国博士生，成长在处处有标准答案的教育系统之中。在这个教育系统中，学生学习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建超市”的过程。他们没有选择地把大大小小需要考试的东西搬进自己的“超市”。然后考试的时候，对着一个“提货单”进行提取。学习好的学生，就是对存货进行细致存储，并在存储之前进行清晰分类的学生，这样，在提取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也容易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
然而，当遇到没有标准答案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拥有“超市型”知识的学生便一筹莫展了。
真正的智慧，掌握在那些拥有自己“工具箱”的人手里，就如盖姆教授那样。他们有自己的方法体系，遇到问题，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它，也能够创造性地解决它。
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很强调学生的兴趣，以为只要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他们便可主动吸取知识，很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但我更赞同爱因斯坦的观点。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方法，才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而不是相反。
思维方法，并不能直接传授，它只能让学生去感悟、去顿悟。这是因为，思维具有自我完成的品性。涵养它，要舍得“耗费”宝贵的课堂时间，下得“水磨”的功夫。尤其是对核心知识的学习，要拒绝直线式教学，提倡抛物线式教学。
什么是直线式教学？就是把知识从老师那里，一条直线式地传输给学生。知识学得快，效率高，但学生的思维无法向深层次发展，智慧悟得少。
什么是抛物线式教学？就是老师先去“探测”出学生脑海中已有的知识，对其发出挑战，然后让学生自己去意识到问题所在，自己去探索，进而建构起自己新的知识体系……它强调质量重于数量、意义重于记忆、理解重于知觉。
看起来，老师放慢了教学节奏，但学生思维实现了深度卷入，思维品质也更加经得起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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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打破教育秩序 打破教育的迷思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