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识界和舆论界，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和观念得以基本确立、并逐渐较为广泛地传播开来，还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之初以后。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观念的强化与认同。
首先，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般国人都更为明确地感受到了来自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族命运，找到了各民族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与分裂他民族的本性所在和现实威胁，“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也因此被明确提出，这构成为现代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得以确立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条件之一。
如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就明确揭示了中国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的悲惨处境，并首次公开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任务。同年9月中共机关报《向导》的发刊词也认定：“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虽然此时中共所谓“中华民族”尚未完全包括“蒙回藏”在内，但主张与这些具有共同民族命运和反帝使命的国内民族建立“联邦共和国”，却仍体现了与之进一步融合发展为一体的愿望。这种把民族分为“压迫”与“被压迫”两类的“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理论，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而一旦将“国际帝国主义”确立为整体的敌人，自己的内部就更容易激发出整合的需要和目标。这符合系统论的思想。事实上，反对“帝国主义”任务的明确提出和认定，对于此后中国境内各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的融合统一，对于中国人整体的现代民族认同，也的确发挥了积极的推进功能。
与此相一致，五四运动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以及五卅运动、收回租界和教育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民族运动的一次次开展，则又在实践层面有力地强化了中国人整体的大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华盛顿会议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相互制约，彼此互惠，中国政府虽据理力争，挽回了部分国权，但却未能真正消除帝国主义加诸中国主权的各项限制，反而使中国的山东省由日本独占变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因此，还在会议召开期间，深受刺激的在美华侨就纷纷行动起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列强的无耻行径，并“大呼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中华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后散”。[77]又如五卅运动爆发后，也有国人乘机发出“养成民众的民族观念和把爱国作为最高道德的建设”的公开呼吁，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就这样写道：“同胞们！五卅运动的代价是什么？是总商会的十三条吗？不是！是民众民族观念的养成、爱国为最高道德的养成的一个机会。我们不要放过了这个机会，我们要就此谋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78]这真是反帝斗争激发和强化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再生动不过的例子了。
笔者近期查阅《申报》数据库，发现五卅运动后，诸如“中华民族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华民族独立万岁”“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万岁”之类，已经是较为常见的政治口号。如1925年6月河南信阳市民为支持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召开大会，就高呼“打倒英国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华民国万岁！”[79]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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