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初年的清末，“帝国主义”概念就曾随着民族主义思想一起传入中国。“五四”以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理论得到迅速传播。不仅中共以这一理论武装自己，国民党和国家主义派（以后发展为“青年党”）等也受到这一理论的重大影响，并以之为指导开展各自的“革命斗争”。[80]特别是1924年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开始之后，打倒“帝国主义”也同样成为国民党和国家主义派的共同口号，并与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包括逐渐成长起来的一体化的“中华民族”观念，无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对后者的发展产生持续性的激发和推动作用。
今天的人们，如果不经意地去查阅一下民国时期有关“帝国主义”及其与中国关系的论著，其数量之多，一定会令其大为吃惊。仅以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为例，各种帝国主义侵华史就已连篇累牍，不断涌现。1925年出版的就有早期共产党人高尔松、高尔柏所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上海新文化书社初版，次年由青年政治宣传会再版），漆树芬编著的《帝国主义侵略下之中国》（孤军杂志社发行，次年即改名为《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又名《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由光华书局再版，后多次重版，影响极大），国民党人汪精卫编著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趋势和变迁概论》（又名《国民会议国际问题草案》（北京国际问题研究会编辑发行，后改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痛史》）等多种。此后陆续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还有：政治学家杨幼炯编写的《英帝国主义与中国》（1926年），常书林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1927年），于树德、陈彬龢、王敬和潘宗理分别著的三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前两本出版于1927年，后一本出版于1929年），唐守常著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痛史》（1927年），刘彦和高守一分别著的两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1927年，1929年），杨先钧著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之中国》（1929年），董霖著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1930年），蒋坚忍著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30年），等等[81]。这实在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史学史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但迄今为止尚远未得到认真清理和深入研究的历史现象。
上述这些著作对此前列强侵夺中国领土，攘夺中国主权、欺压和剥削中国人之历史事实，加以排比描述、透视分析和充满愤慨的揭露谴责，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之形成与强化，意义实不言而喻。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是时，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神圣诉求，总是和打倒帝国主义的运动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正当性之声张，以及在此名义下的民众动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意识形成、发展和得以发抒的显著特征之一。[82]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与现代中华民族自觉两者间的关系问题，民国时期就已经有学者曾敏锐地触及过。如稍后的1932年年底和1933年年初，有位孙伯謇先生发表《中华民族的现代性》一文，就曾尝试对此问题进行初步的思想揭示。他指出，自从清代中国与西方列强有了国际贸易的经济关系开始，帝国主义就以各种无耻手段**中华民族，毒害和压迫中华民族，但中华民族“在争民族独立自由平等的旗帜下，形成民族革命运动”，也就同时开启了其现代自觉的历程。所以在他看来，中华民族与英帝国主义“第一次冲突”的鸦片战争，就“给了民族自觉的兴奋一个激动”；至甲午中日战争，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同时民族内部的革命力量也得以聚合发展，因此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自觉也就在这个时候醒悟过来”。该文还特别强调，“现今的民族，想在国际竞争中得到生存的地位，也只有抵抗与不屈服，是民族现代性的表现”。[83]应当说，此种认知与声言，不仅在其阐发的当时意味深长，对于今人理解“五四”以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得以确立的历史条件，也不无帮助。
其次，是经过民初十年“五族共和”的国家整合和社会整合，尽管袁世凯北洋军阀的统治十分落后和腐败，但毕竟还是在“中华民国”的名义下，从政治、经济、交通、文化教育，特别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奠定了有利于国内各民族实现一体化的现实发展基础。
最后，袁世凯死后，国内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民初蒙古、西藏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分裂活动也还在继续，不仅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民族自决”说，苏俄也相应提出了“民族解放”说，这几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与交互激**，也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实现整个国家和民族一体化进程的愿望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民族自决”理论所发生的特殊复杂影响。1919年年底，《东方杂志》上曾发表一篇文章，表明中国知识界对于“民族自决”说已经保持了既理性认同又高度警觉的清醒态度。该文指出：“此次欧洲大战告终以还，‘民族自决’、‘民族自决’之声，遍闻于世界。其久困于他国专制压迫之下者，则欲乘此以恢复其独立自由，其屡受他国之凌辱而濒于危亡者，则欲藉此以抗强御而图自存，其狡焉思逞日以侵略为务者，亦且外假民族自决扶危抚弱之名，而内以济其剽窃并吞之欲。”[84]的确，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来说，“民族自决”说就像一柄双刃剑，在激励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大民族整体意识的同时，也容易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用以唆使少数民族滋长一种“独立”分裂的情绪。此时，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被有力地倡导并传播开来，受到此种思潮及其现实政治实践的复杂刺激，是不言而喻的。如蒋坚忍在其所著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的绪言中，就慷慨激昂地宣称：“中华民族觉醒了！中华民族解放的运动弥漫全中国！民族底自决已成为四万万民众最基本最迫切的要求，这个伟大的求生存，求平等，求解放的革命运动，我们深信必得十分圆满的成功，现时代的中国快降临了。”[85]由此可见一斑。
人们不难发现，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学者，孙中山明确倡扬“大中华民族”理念，梁启超再度热心于对“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和阐发，基本都是发生在五四运动以后。他们的有关言论和著作，在笔者看来，当可视为20世纪20年代初现代中华民族观念逐渐传播开来的突出标志和某种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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