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所有江南地区的地方志中，都有“吴俗尚鬼信巫”；“越人好鬼”，“吾俗尚鬼神，好**祀”等之类的记载，充分表明江南地区民众好鬼尚巫的风尚。乡民一旦遇到疾病或其他灾患，大多会前往庙寺祈求神灵的助佑，或延请巫觋作法驱邪，往往糜费甚巨。比如嘉道时期，著名的温病学家王士雄曾指出：
吴俗好鬼，自吾乡以及嘉、湖、苏、松、常、镇等处，凡家有病人，必先卜而后医……蔓延不已，习俗相沿。[38]
尽管这些活动每每被众多的方志修纂者目为“一愚至此”，并且也屡屡遭官府的禁止，但却总是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对这些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迷信、愚昧概括了之，它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必然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这将在后文再予详细讨论。这里我想指出，虽然这些行为背后可能存在着利益驱动、丰富生活等方面的因素，但至少信仰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1] 见洪焕春、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该书所谓的长江三角洲与本书所谓的江南相较，多南通、少宁镇，大致相当。
[2] 参见洪焕春、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357～358页。
[3] 参见李伯重的一系列论文：《明清时期江南农民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载《中国农史》，1984（1）；《“桑争稻田”和明清时期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载《中国农史》，1985（1）；《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载《农业考古》，1985（2）；《明清种稻农户生产能力初探》，载《中国农史》，1986（2）；《“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载《中国农史》，1996（1）。可能正是因此，黄宗智提出了著名的“过密化”理论（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北京，中华书局，1992），不过，根据李伯重的研究，从宋元至明清，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参见《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变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载《中国农史》，1998（3）。就此的评论参见［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8～24页。
[4] 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2）。
[5] 参见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载《中国农史》，1996（1）；《从“夫妇并耕”到“男耕女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3）；《“男耕女织”与“妇女半边天”角色的形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3）。
[6] 杨引传：《野烟录》，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178页。
[7] 这一部分参考了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第20～21页中的部分论述，谨此说明。
[8] 《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83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9] 周作人：《乌篷船》，见《周作人散文》，第1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2。
[10] 笔者出生于江南山区小县昌化，之后有较长时间寓居苏州。家乡随处可见的由青石砌成、年代久远却非常精致石拱桥，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记忆中，差不多今人走行的道路上，都有这类桥梁，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它们大多仍在发挥作用。到了苏州，遍布城乡的各种明清时代留下的桥梁更是令人目不暇接，比如，宝带桥、越城桥、吴门桥、行春桥、枫桥等，不仅沟通了道路，而且成了一道道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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