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性”有不同层次，有具体所指。剑利博士在批评中，不仅有意无意地把拙著特别限定的、具体而言的“‘她’字的西方性”或语言“西方性”，放大为无限或整体的“西方性”，并且明显将笔者所强调的中国人在语言方面作为“主体”经由“现代性自觉”后的那种诉求，误解为存心坚执什么“中国现代性的内在动力”。这与笔者本意不合。实际上笔者没有也不愿意将这类问题，轻易上升到“西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观”之类漫无边际的“高度”去把握。在笔者看来，所谓近代中国人的“现代性”需要、诉求和想象（这三样东西各有自身的内涵，并非像剑利博士所说，差不多为一回事），归根结底也正是在中西古今互动的过程中“被时代激发出来的”［此语笔者曾反复使用，或称之为“清末民初被激发的现代性”，或称之为“被（新）时代激发出的现代化需要”，旨在强调中西互动的“当下性”对于当时中国人“现代性诉求”的影响。读者鉴之。］的近代产物，它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现代性的扩散和殖民扩张之关系，乃是众所周知的。只不过落实到“她”字的语言问题上时，理应进一步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换言之，近代国人作为主体对“她”字的创造和认同，实则通过中西古今多重复杂因素的互动方式方得以实现，这当中无疑既包括西方元素和中国元素，也包括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绝不会只取决于什么单一的“西方外力推动”，更不会取决于什么中国原有的“内在动力”。可以说，本书有关立论的核心所在与全部基础，实正在于此。这与剑利博士在这一问题上的总体见解，似并无不同。
如果笔者真要将“现代性”和“西方性”两相割裂，就绝不会在本书最后一章，将标题定为“现代性诉求与汉语传统的互动”，以至于剑利博士又反过来要批评笔者，认为笔者所理解的“现代性”实质上又有偏于所谓“西方性”了。
当然，剑利博士之所以产生如此误解，与拙著中原有的个别表述之含义尚不够十分的精准、清晰，恐怕也不无一点关系。比如，拙著中几次提到的“中国人自身的现代性诉求”，似乎就造成了剑利博士的某种误读。实际上，笔者此处所谓的“中国人自身”，所指不过是当时的中国人，也即近代中国人这一主体自身而已；相应地，“中国人自身的现代性诉求”也绝非什么传统中国“原生的”现代性内部动力之谓。剑利博士有此误读和误解，故其文中关于“现代性”与“西方性”不可分割之类的“申论”，也就难免有些无的放矢。至于说作为语言主体的近代中国人的“自主”程度如何，与此虽有密切关联，但毕竟是另一个问题。这里暂且不去讨论。
其次，谈谈对近代中国男女绝对平等观念的认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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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 她字出现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