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以各种方式谈论或不谈论（不谈论也正是一种“谈论”）“老年”。你切不要以为，礼仪之邦、号称“尊老”的传统，有助于我们对“老年”的认知。事实恐怕恰恰相反，正是那传统，使这话题敏感而肤浅、道德化了。有趣的是，正是人生的这两端——老年与幼年，长期以来，成了我们认知中的“盲区”，使我们有关人的生命史的经验不但肤浅而且残缺不全。当然，对这两个人生季节的无知，根源不同。对幼儿，多少因了轻视及误解（如鲁迅所说，将其看作缩小了的成人）；对老人，则因有所不便，以至更深刻隐蔽的轻视。人们应当还记得，当十几年前禁忌渐开，文学小心翼翼地触到“早恋”这主题时，所引起的复杂反应；尽管早已有人指出，《红楼梦》大观园里的那一群，不过是少男少女。如果说“少年与性”，使人感到的是对纯洁的玷污，那么“老人与性”则是不折不扣的丑陋，它所冒渎的不仅是人的道德感情，更是美感。我相信年龄歧视与人类社会流行过且仍在流行的诸种歧视（如社会地位、财产、教育程度、职业、性别、容貌以至更具体的“身高”等等的歧视）同样古老，甚至更加普遍。
我们的社会已经在试着关注老人。所谓的“黄昏恋”曾一度被传媒热炒。养老、赡养一类话题也一再被谈论。可以预期将来的某一天，老人的消费能力也将为市场所青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有讨论“老年问题”的能力，甚至不能证明我们的讨论已经进入了老年“问题”。“老年生存”也如儿童，在各种谈论的场合，都被大大地简化了。
我早就对“尊老”的传统存着怀疑。拥有上述“传统”的社会，有过一句极透彻的话，“寿则多辱”，是极其经验而又智慧的。此“辱”应包括了他辱与自辱，两者都不难找出例子。而“辱”的最极端的例子，即应有现今都市街头越来越多的行乞老人。这景象在有关家庭伦理的诗意描述上，戳了一个补不住的窟窿。正是有关家庭伦理的诗意描述，使社会轻松地放弃了应为老人承担的义务，于是老人成为供奉在“发展”祭坛上的头一批牺牲。
进入“老年”这题目，我同时想到的，的确是上文所说人生的那另一端，即同为盲区的所谓“童真世界”。
或许有不少人，是由“文革”中发生在校园中的暴行，领略了少年乃至儿童的残忍性的——那些孩子在用铜扣宽皮带或其他刑具惩罚自己的老师或校工时，竟会表现出天真无邪的欢乐。他们甚至在折磨女教师时，显示了十足成人式的有关性的知识和猥亵趣味。我怕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也像对那一时期的其他事件一样，轻易地归结为非正常时期发生的例外，而错失了洞察人性的机会。
幸而并非如此。“文革”之后，传媒开始报道、文学也开始讲述这类故事：一个孩子杀死了他的老师后，若无其事地排队买豆腐；一个女孩子杀死了外祖母，继续温习功课，甚至考了高分。这类叙说与“早恋”的故事一起，包含了对儿童的认识突破，却像是并未结出学术、理论的果子。不妨承认，这类描写至今仍然有风险性质，甚至不能如所谓“黄昏恋”的被优容，“儿童与性”、“儿童—残忍”仍会被认为挑战了普遍的道德感情。
如果说无视儿童，是因将其认作缩小了的成人，那么对老人的轻蔑，就应当是将其看作“作废”了的成人。于是我们的视野中只余了经过诸种删除的“成人”。但“成人”又是什么？
对“老”有着潜在的轻蔑的民族，却又可能有诸种表达上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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