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对于我的吸引可以是不同方面的，不一定是性情，也可能是文字（比如我们刚刚谈到的萧红、傅山），是他们所提供的现象描述（比如老舍、当代京味作者），当然，更强大的吸引，来自他们的言论所包含的思想深度（尤其鲁迅、王夫之）。曾经因性情而吸引了我的，似乎只有鲁迅和郁达夫。但对于我涉及的人物，无论现当代作家，还是明清之际的人物，我都会力图“想见其人”；他们对于我，不只是一堆思想史材料。
我前后写过不止一篇以“读人”为题的文字。活在这世上，一大乐趣，即“读人”。无论文学研究还是历史研究，都方便了读人。仅此一点理由，也就不难使我将学术做下去。
南都：你曾经说，对问题的敏感是由训练形成的，但更为可贵的品质，是穷究不舍、向对象持续深入的坚韧。在您的研究中，也能体会到那种持续深入的勘探能力，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再难深入的时候？突破的方法是什么？
赵园：我当然遇到过再难深入的那种情况。通常我的应对是，不放弃；或许会去读读相关或不相干的东西，试着活跃自己的思路以便突围。我不会借口“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放任自己。
我的经验是，突破的契机不是等在那里，往往是你创造了它。避免过分明确的预设，尽可能保持研究中的开放状态，随时接纳与已有材料不同的材料，与已经形成的认知扞格的思路，就有可能获得深入的机会。
南都：明清之际研究历时二十余年，单纯从时间上而言似乎比从事现代文学的时间还要长，此间一直得以持续不竭的动力是什么？
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续编》的《后记》里，我描述过自己的研究状态，说，“我往往是被一个个具体的认知目标所吸引，被由一个目标衍生出的另一个目标所推动，被蝉联而至的具体‘任务’所牵系；在工作中我的快感的获得，通常也由于向这些具体目标的趋近，是似乎终于抽绎出了现象间的联结，是发现了言论间的相关性；错综交织的‘关系’如网一般在不意间张开，这背后无穷深远的‘历史’，似渐渐向纸面逼来……”
明清之际是史学上的重要时段，可供开掘的面向很多，我只不过在浅水中趟过，略有沾湿。我的打算抽身，也更限于能力与兴趣——此外还有其他想做的事，而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
南都：在今年写作《关于“老年”的笔记》中，您会撷取顾颉刚、吴宓日记中的老年体验，社会新闻中的老年处境，以及明清士人归有光、王夫之等的老年表达，您说：“老年”在您，是一个可以继续做下去的题目。令人想到，您曾经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涉及关于“死”，以及“戾气”的题目，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带有生命体验但一般人似乎不知该如何谈起的题目？
赵园：人生没有什么严酷的经验是不能面对的。我的态度或许得益于鲁迅的影响，比如“直面惨淡的人生”、“前面是坟”之类。至于一再说老，是因为我自己老了。我随时觉察着自己由皮肤到文字一点点地风干。由最初的惊心动魄，到习为常态，也是一个过程。你学会了面对人生的严峻，调整心态，平静、平和地面对生理、心理状态的诸种变动。我说过，从事学术工作的便利之一，是有可能细细地体验发生在自己这里的变化。其实在你提到的那两篇随笔之前，我已经一再写到对于老衰的体验，以致让王晓明感到不解；也一再写到我所见老人，希望吸引别人去看这一片最惨淡的风景。顾颉刚、吴宓、归有光、王夫之等人的说法，不是从网上搜来的，是读书中遇到的。带一些题目、问题读书，就可能有不期之遇。
至于“戾气”，有一点不同，并没有“问题”在前，只是遭遇了王夫之、钱谦益那些人的言论，将我的感受、经验点醒了。我强调材料刺激思考，也有自己的经验根据。接下来，是在这一方向上的继续扩展，梳理有关的线索，思路渐次形成。那些不同材料间的关联，当然是我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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