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也引潘柽章为“学问道义之交”，称许其有良史才。《牧斋有学集》中《与吴江潘力田书》，说读潘氏《国史考异》，觉其“援据周详，辨析详密，不偏主一家，不偏执一见。三复深惟，知史事之必有成，且成而必可信可传也”，说“不图老眼，见此盛事”（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钱氏更就史事的裁断，与较其年轻近四十岁的潘氏商榷，且也如顾炎武的尽其所有，倾力相助，说“墙角残书，或尚可资长编者，当悉索以备搜采”（同上）。钱氏另一札则径以潘氏为“忘年知己”，对潘柽章针对其《太祖实录辨证》的“考异刊正”，非但不介意其人的入室操戈，且说“实获我心”（《复吴江潘力田书》，同书卷三九）。钱谦益以好骂颇招物议，对于他所欣赏的后辈学人却能如此，不也令人可感那一代人的气象？钱谦益尚有复吴炎一札，说：“去年逼除，得见今乐府一编，深推其采撷之富、贯穿之熟而评断之勇也。蛩然而喜，焕然而兴曰：‘所谓斯人者，其殆是乎？……’”（《复吴江吴赤溟书》，同书同卷）能同时得顾、钱两位的称赏，吴、潘的才学不问可知。
钱谦益更不惜以其影响力为吴、潘征书，号召同道“各出所撰著及家藏本授之二子”，俾成就“盛事”，且期望吴、潘“终身以之”（《为吴潘二子征书引》，《牧斋杂著·牧斋有学集文钞补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动作。尽管姿态稍嫌夸张，但以吴、潘二子所从事者为“共同事业”，应当是真的。无论顾炎武写于案发后的还是钱谦益写于案发前的文字，都对两个年轻人以“同志”视之，一派郑重。但此后的事情有大出他们的意料者：吴、潘蒙难，不但二人合撰而“十就六七”之《明史记》不传，且潘子的《国史考异》三十多卷也惟存六卷，其《松陵文献》编纂未就，直至三十年后，才由其弟“校而梓之”。应当就是康熙三十二年刻本。〔3〕
但不幸中仍然有万幸。除了生前身后钱谦益、顾炎武的称赏，潘柽章还得力于其弟潘耒对其遗编的整理、刊刻。潘耒官翰林时，即为其兄及吴炎申冤，使得“昭雪”。潘耒撰《国史考异序》，开篇即说：“作史犹治狱也，治狱者一毫不得其情，则失入失出，而天下有冤民；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实，则溢美溢恶，而万世无信史。”耐人寻味的，是拟之于治狱。其兄岂非正死于治狱者之手？接下来耒说，其亡兄“以著作之才，盛年隐居，潜心史事，与吴赤溟先生搜讨论撰，十就六七”；还说其亡兄“尤博极群书，长于考订”，以十余年、数易手稿写成的《国史考异》“盛为通人所称许”；“牧斋尝见此书，而贻书亡兄，极相推服，有‘周详精审，不执不偏，知史事必成，可信可传’之语”（《遂初堂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序其兄所撰《松陵文献》，说其兄写地方史亦如写明史，“参伍钩稽，归于至当”，“史家之能事毕矣”（同书卷七）。耒还在书札中说，“六壬之说，浩博艰隐，学者每望洋而返”，其亡兄却“留意三式之学，于六壬尤多悟入……”（《与人书二》，同书卷六）则潘柽章的学问不但精而且博，委实难能可贵。
吴、潘二子的被关注，一则因两人生前已头角峥嵘，再则因年纪轻、被祸惨。他们是被凌迟处死的，即俗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关于吴、潘两位的故事中，最惨痛的情节，是叮嘱家人如何在被“磔”后的躯体碎片中辨认自己。《南浔镇志》卷三八《志余》六，录《临野堂别集》，写到“磔”前一日，吴炎对其弟说：“我辈必罹极刑，血肉狼藉，岂能辨识！汝但视两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闻者无不流涕。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引《平望续志》，记述略同（卷一《明史记》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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