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乔，知道你在讨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文化人的流动。这真是个好题目，在我看来，大有开发的余地。我曾做过四十年代文学的研究，但对“流动”只是因所研究的作家而略有触及。真希望年轻学人能在大的视野中处理这个题目。
我对人的流动也有兴趣，关于明中叶以降知识人讲学和“党社运动”中的流动，关于明清易代之际的“游走与播迁”；正在处理的，还有与清初“流人”有关的课题。对你的研究计划有兴趣，还因为我自己刚刚完成的一项学术工作中，涉及了历史地理、人文地理。我想这一部分文献也一定是你的研究所需要的。
我早已注意到，为了校正以往偏重时间一维，空间维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尽管“时间思维”不可能被“取代”，但我们的确对空间维度忽视已久。无论你所研究的四十年代知识人向“大后方”的流动，还是我所处理的明清之际知识人的游走播迁，都提示着空间、地域的重要性，有关的理论资源对我们想必有适用性。利用历史地理、人文地理方面的深厚积累，这种跨界的探寻，也会有助于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域。
考察大事件中人的命运，“流动”或许是一种值得进入的情境。经由具体人的流动——无论这个人是作家、学人，其他知识人，或普通民众——有可能涉及历史的复杂面向。作为对象的，既可以是流动中的人，流动中的文学写作，也一定会涉及被写入了文学的“流动”，比如地理空间的变动如何作用于人物。关于那一时期，我曾经作为对象的，有所谓的“东北作家群”。东北作家中端木蕻良或许是闯关东的移民后代，对大迁徙有着深刻的家族记忆。他的《科尔沁旗草原》写山东农民的闯关东，《大江》写中国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大踏步行走，都极力营造动**的气氛，不惜将行进中的人物放大：巨大的人，巨大的步幅、跨度。端木的那些文字过于粗放，像是大写意。《大江》算不上好小说，但你不难知道作者的雄心。让自己的人物巨人般地走来走去，纵横千里地经历“抗战人生”，是很好的“创意”，只不过作者力有未逮就是了。
可以纳入考察范围的不止是文学作者及其作品。当时向“大后方”流动，向各抗日根据地流动的知识人中，还有学人。中央研究院就与西南联大等高校一样在漂泊中，也成就了学术史的一段段佳话。你一定接触到了这方面的材料。
分辨地区差异，本来就是人文知识分子训练的一部分。跨地区的流动使这种能力得到了检验。不止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赖有也得益于流动，其他人文知识分子也应当获取了非战争年代所没有的特殊经验，他们有关的回忆文字都有可能纳入考察的范围。我甚至想，向“大后方”的与向根据地的流动，有没有可能置于同一框架——知识人的“流动”——中讨论？
当然，抗战期间向“大后方”的流动，不是一般的迁徙，而是“流亡”，有语义的以及实际意义的严重性。但其文化后果却绝不全是负面的，由近些年关于西南联大的大量考察就可以证明。只不过研究者的眼光过于被这所大学所吸引。同一时期还有其他流动中的大学，比如曾在贵州落脚的浙江大学。最近读到陈平原一篇论文，写到河南大学在抗战期间的流动，河大教师在流动中坚持学术研究，以及学校所到之处开展的文化活动。你会相信那些文化活动不会不留下痕迹在所经过的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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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苍茫光阴有限算来何必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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