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旅行、考察，以及其他非自愿的不得已的迁徙——影响于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重塑行走者本人的经验世界，是很有趣的题目。行走中的时间与空间，无非包括了行走之为过程，以及行经、抵达的地域。其间发生的，可能有作为观察对象的外部世界的故事，也有行走者自身的故事；两种故事或许相互缠绕。这里值得考察的就有，知识人的迁徙中发生了什么；除了“文学作品”、“学术成果”等等可见的、可以指认的东西之外，还有什么印痕留了下来——无论在个人，还是对于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以至地方史？“大后方”作家、学人的漂泊、流寓，肯定影响了心态、创作状态，甚至做学问的态度，问题在如何提取线索，使之成为考察的对象。
学术环境、治学情境之于学术，本来应当是学术史研究的一部分内容。黄宗羲自述他在明清易代中“避地”状态下治学，说“双瀑当窗，夜半猿啼伥啸”，自己就在这样的情境中“布算簌簌”，真觉得“痴”到家了（《叙陈言扬句股述》）。中国的学人在抗战的环境中，在漂泊、流寓中治学，想必与黄宗羲心境相似。钱穆《国史大纲》完稿于1939年，《书成自记》中说，1937年，“卢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辗转流徙，“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钱穆显然把他的情怀讲进了“历史”中，这由他成文后的《国史大纲》也不难读出。陈寅恪则说过，自己动念写《柳如是别传》，在旅居昆明之时，偶然购得常熟钱谦益故园中的一粒红豆，“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柳如是别传》）。在身历的动**、流离中想象另一动**时世的故事，最终竟写成了如许的一部大书！也是一段与时、地有关的学术史的佳话的吧。机缘偶然中，一定有必然，所谓的“不容已”。那一时期的学术史岂不大有梳理的余地？
明清之际发生在西南边疆的故事，除了参与南明政权下的抵抗的知识人的故事外，还有行脚僧的故事。僧人将内地的生产技术带到了边地。陈垣先生的《明清之际滇黔佛教考》，就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战乱中有破坏，也有建设。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西南的破坏与建设，或许有更为多方面的内容。我关心的是，抗战时期知识人向“大后方”的流动，是否影响了该地的人文面貌，有助于在当地“兴起人才”，或者只是知识人携了“文化”来，又携了“文化”去？西南联大、浙大、中央研究院所在之地，是否确实受惠于这些流寓者，在当地人的眼里，这是一些“文化传播者”，还是对于他们而言的暂住者、“过客”？
另外还有“在地”的与外来者的不同视角。记得向你推荐过贵州作家戴明贤先生的《一个人的安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那是一本文字典雅的好书。戴先生是在贵州当地经历抗战及战后的那段生活的。我想，外来者与当地人对于同一时段的记忆，有可能构成参差的对照。
有必要区分的，还有文字材料书写的时间。回忆录与写在当时的札记、书信、日记等等，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自然是不同的。这里的“时间差”不应当忽视。回忆作为运思过程，受制于时代风尚，普遍的价值立场：对西南联大的“发现”就是突出的一例。写于近些年的回忆文字，不可避免地受到变化了的历史认知的影响，受到将西南联大作为标杆的那种文化评价的影响。当然，写在当时的，并不一定就更贴近“现场”。不同的文字材料，其间的差异，需要细细地辨析。意识到“回忆”所凭借的条件，有助于避免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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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苍茫光阴有限算来何必奔忙
世事苍茫成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