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就有被诱导与被压抑的记忆。《一个人的安顺》中的有些“记忆”，只有凭借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环境，才有可能形诸文字。西南联大的被“发现”，也如此。我所研究的明代士大夫，常常会提到“时风众势”，提到风尚所具有的“移人之力”。西南联大如何被发现、被叙述，岂不也是一个有趣的题目？我自己曾在2005年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会议“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文学活动与思想文化建设”上，作过题为《〈流星雨〉——如何想象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的发言。《流星雨》是文学所我的老同事董易先生的一部未出版的长篇小说。董先生曾经就读于西南联大，他的那部小说写的是西南联大地下党（共产党）的活动，地下党员的奋斗与牺牲。部分小说人物是有原型的，比如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翻了翻贵州会议的发言稿，看到了如下一些说法。我说，董易这部小说的价值，在提示了被忘却、被省略的历史生活的片段。“流星成雨，可知无名的牺牲者之多。历史苍穹上有过太多的流星以至流星雨，为史书所不载。”还说：“叙述即选择，选择就有省略；难得的，是自觉于取舍之际。忘却是生存的条件，删节、省略则是历史叙述的条件，我们却仍然要追问忘却了什么，删节、省略了什么。”那次发言引用北岛的下面一句话：“记忆有如迷宫，打开一道门就会出现另一道门。”然后说，“也有另一种情况，即打开一道门却关闭了另一道门”。说：“在一个时期的叙述中，西南联大被想象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这种想象不能说全无根据。只是在复原历史的面貌时，不要有意省略、忽略一些基本事实。比如董易所写的那一片流星雨。”“被叙述的西南联大”是个好题目。同样，“被叙述的‘鲁艺’”，“被叙述的‘抗大’”不也是值得做的题目？
对大陆小说家宗璞的《南渡记》、《东藏记》，台湾文化人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河：1949》，都宜于放置在具体时间点和写作环境中考察。不同时间点的回忆，背景、个人动机、旨趣都会有不同。敏感于“时间点”，敏感于“位置”，或许能从文本中读出更丰富的语义。甚至大陆对于齐邦媛、龙应台上述作品的接受，也可以纳入考察的范围，考察人们关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1949年这个年份的想象，如何受制于“时代氛围”，大陆与台湾不同的知识人在面对这同一段历史时，有怎样复杂多样的情怀。此外还有必要想到，回忆录有可能混淆了记忆，想象与期待——包括对于自己的。
你会注意到，端木的《大江》，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河：1949》，都取了江河的意象。关于那段历史的时空印象，是不是只适于用这现成的意象形容？至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五十年代初期大陆知识人因教育资源重组、文化中心重建的流动，由行政权力主持的分配、调动，已有人做了研究。由四十年代后延，占据更为弹性的研究空间，没有什么不好。本来时段的切割就半是人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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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苍茫光阴有限算来何必奔忙
世事苍茫成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