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阅读会使你体味他人的苦痛，这或许也是一种代价。在我，无论读古人还是读近人、今人，都不免要设身处地。过于投入有可能影响了判断，但我仍然不能欣赏那种经由理论化、观念化而将历史合理化的态度，会随时想到历史中的人，他们的啼笑歌哭，他们的欢乐和伤痛。
南都：您在不止一处提过对学术作品中“元气淋漓”状态的肯定，您是否觉得生命力的缺乏是今天知识生产现状中的迫切问题？
赵园：今天知识生产中的迫切问题太多，生命力的缺乏只是其中之一。我欣赏文学、学术作品中的元气，却不愿拿这个对年轻学人说法。陈义过高，只能让他们无所适从。他们面对的问题比我们当年严峻，首先是求职；千难万难谋到了与学术有关的职业，即刻要应付的，是“量化评估”一类压力。而我们幸运的是，读研期间还没有实行“学分制”；从事学术工作直至退休，不曾受到“量化评估”的威胁。我们都很努力，有一种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的紧迫感。即使这样，有没有上面的那种压力，也是不同的。这就像我尽管仍然在继续已有的研究项目，颈项上没有了某种轭，状态会不太一样。
现在的事实是，教育、科研体制一致鼓励功利化，鼓励那种“制式”的写作。输入关键词——网搜，下载——组织、拼贴，对于这一套，不少年轻人读研期间就已经操练得很娴熟。经了这种训练，恐怕此生不会也无意于保存什么“元气”，更谈何“淋漓”！有一段时间，作家们喜欢将写作说成“码字儿”，多半是自谦。如果他们干的活儿真的只是“码字儿”，那还是去干点别的好。
我得说明，我并不简单地反对学分制、某种“评估”甚至“工程”，因为我发现，没有外部的压力，又不肯给自己压力，使我的有些年轻同行失重。我所在的研究机构，确有一些年轻人在这样地将自己“混”老：是不是对不住纳税人供给的衣食？你看，我常常这样地与自己辩难，在不同的方向间游移不定。
南都：如何找到灌注自己生命体验的学术对象，您对年轻的研究者有什么建议吗？
赵园：这似乎属于那种不大可能传授的“经验”。你得先有“生命体验”，有一些刻骨铭心的感受，然后才有机会与那个对象相遇，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灌注”。大家都在生活，人文知识分子还需要思考生活。这无疑会增添生存的负担，是必要的付出。我不想过于强调经历对于学人的意义，似乎非要经受了大苦大难，才能做出有深度的学术。我在王夫之那里，读到的是艰难“疢疾”之于人的斫丧，而不是贫贱忧戚“玉汝于成”。
我不熟悉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门罗（一译芒罗）。由报道看，她生活在加拿大的小镇，身份之一是家庭主妇，想必没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非常经历。这不妨碍她对人类普遍经验的深刻体认。对于年轻的研究者，我的建议仅仅是，认真地生活，观察周围的人事，由日常生活中磨砺洞察力，理解力。
对于周围的年轻学人，我并不苛求，只希望他们能做合格的学术，当然合什么“格”，要看他们的标准；我建议他们“取法乎上”——何者为“上”，也仍然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眼界。
南都：您的明清之际研究中，士与他的时代之间的紧张也是触及的问题之一，就您的经历而言，您觉得学者如何面对与自身时代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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