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征引下去，势必要败坏了读者的阅读兴致。我的用原文，有时就因了找不到相应的白话。即如王夫之，令你印象深刻的，不就有他那种格言式的表述？用了其他说法，也就难以将上述关于人事的经验，说到如此简劲有力。不妨承认文言中有蓄之既久的能量，勉强翻译，那意蕴怕要流失的吧。
明末人物于品评他人外，自我刻绘有时也同样有力。即如顾炎武说自己“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与人书》）；说自己为“硁硁踽踽之人”（《与友人辞往教书》）；说自己“褊性幽栖”（《答陈亮工》），都可作为例子。其文也确如其人，洗练、简劲，正令人相信出诸有上述性情者的手笔。至于黄宗羲说其弟黄宗会“隘则胸不容物，并不能自容”（《缩斋文集序》），我已经引过；说自己“赋性偏弱，迫以饥寒变故，不得遂其麋鹿之一往，屈曲从俗”（《前乡进士泽望黄君圹志》），也应当是老老实实的话，只不过稍嫌含蓄而已。
也是那组《读人》，写到了古人的读政治人物。明代解缙对当代政治人物的品鉴，或许出诸直觉、是所谓的“印象式批评”。直觉未必不可靠。此前刘基因朱元璋的“垂询”而论杨宪、汪广洋、胡惟庸是否适于做宰相，也属于此类（《明史·刘基传》）。刘献廷说刘基“与太祖论相数语，不惟知人，并能自知”，“可谓天挺人豪矣”（《广阳杂记》卷一）。“不惟知人，并能自知”，难矣哉！至于李因笃记某人评论与卢象昇同任明末军事的孙传庭，以为“孙诗平淡，不任即戎”（《大中丞焦公文集序》，《受祺堂文集》卷三）：由文风判断其人是否宜于兵事，即便出于偏见，那角度也仍有意味。
古代中国的知识人注重人伦鉴，由此训练了对于人的精致的鉴别、鉴赏力。看政治人物，往往也眼光犀利。上文提到过的杨一清与另一名臣王琼，明人说前者“如龙”而后者“如虎”，均指能臣。但“能”则能矣，心术却可能大有问题。即如王琼，就有关于其人“险忮”的说法（参看《明史》本传）。有明一代，负经济才而被指“为人倾危”的，另如景泰朝有治河功的徐有贞（《明史》本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徐有贞，说此人于诸经世之学研究有素，却“倾险躁进，每欲以智数立功名”；更由人及其文，说其著述“多杂纵横之说”，学术“不醇”（集部别集类《武功集》）。这里又有古代中国人对于“德”与“能”的综合考量。
你不妨相信儒家之徒固然有迂陋者，其心性之学也仍然有助于向着人的深入。强烈的道德意识，强固的道德理想主义，培养了对于“政治人”的观察、评鉴的严格尺度，同时又未必不能区分个人性情与服官行政的伦理（略近于近代所谓职业伦理、职业态度），理解“政治”之于人的要求。明末北方大儒孙奇逢说：“人黑白不分者，不可以涉世处人；黑白太分者，不可以善世宜民。学问须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夏峰先生集》卷一三《语录》）在明中叶以降严别正/邪、君子/小人的舆论环境中，孙奇逢的这一种说法也委实难得。或许正因了他本人的道德自信，才能说得如此坦然。
对人心人性的洞见无间古今。今人未见得比古人高明。“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庄子·田子方》），鲁迅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篇中引过。我倒是以为，今天的自负才高的知识人，怕是两方面都有缺陷，并不真的“明礼义”，却又陋于、暗于知人心。在我看来有几分迂陋的张履祥，曾经说过对世事求之过深，会坏了自家的“心术”，训诫起他的幼子，却也说，尽管有“知人之明”不可学的说法，自己却认为“虽不能学，实则不可不学也”（《训子语》上，《杨园先生全集》卷四七）。王夫之则更直截了当地说，“读书者，以知人论世为先务”（《读四书大全说》卷六）。无论是否“为先务”，总要力求“知人论世”，才不至于“死于句下”，或者像常谈所说的那样“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吧。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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