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明清之际，更有了接触大师、学术经典的机会，陈垣，陈寅恪，孟森等等。但仍然应当说，我由台湾同行那里受到的启发，并不少于上述大师，尤其在与他们处理同一时段的问题的时候。比如王汎森。他的那些与明末清初有关的论文，我都仔细地读过，会琢磨他何以这样选题，如何使用材料，等等。
我从中受益的，还有国外汉学。只不过服膺之余，往往又不无保留，并不一味地佩服。这话题说起来太复杂，就不便展开了。
南都：在您的学术训练中，您认为哪些方面是更为重要的？
赵园：我曾经由桐城派那里借来“义理、考据、词章”，说我认为必需的三项基本训练，我将这三项修改为“思想、材料、文体”。我以为这种排列顺序正包含了优先次序。我把我的有关的想法，在《想象与叙述》附录的《治学杂谈》中，已经说得很明白。
现在我想说的是，顺序应当是因人而异的。作为学人，有必要对治自己的缺陷，而且始终处在这种状态。“学术训练”应当是终生的。“扬长避短”，或许给了你借口，使你满足于你的那点长处，也就难以长进。我在别处已经一再提到，取材“精审”，是很难达到的境界。“新问题”、“新材料”互为因果。新材料的发现固然有待于新问题的烛照，新材料也会触发新的思考。
此外文体也需要艰苦地训练。记得台湾学者钱永祥曾提到有人建议设立最差写作奖（是否这个名目，记不太清了），他挖苦说可以入选的学术、理论文字太多，倘若评选的话，必有遗珠之憾。对于文学研究者，你本人的文字能力，与审美能力正相关。你有可能两方面都差，因此事实上不适于研究文学。
南都：收入《论小说十家》中的关于张爱玲和萧红的文章，可以说是对这两位作家最早的研究之一，您是如何“发现”她们的？能不能谈谈《论萧红小说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一文的写作过程？
赵园：我已不记得是怎样读起了张爱玲的《传奇》、《流言》的，当时想必大有触动，为了那令人羡慕的才情。或许事先受到了夏志清那部小说史的引导。能够肯定的是，无论张爱玲还是萧红，最先吸引了我的，都是文字。不像时下有些青年学人，“问题意识”在前。我恰好相反，或许做完了一项研究，并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更像是别人给归结的。当然，也并非真的没有“问题意识”，只是不那么自觉那么刻意罢了。
在被文字吸引了之后，我会努力地说明，那文字何以吸引了我。这很难，但这过程，也是进入、深入作品的过程。《论萧红小说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和《我读傅山》，被我的学生认为是我的人物论中文字最好的两篇。复原两篇的写作过程，在我都像是不可能的。我只记得当时品味文字时的专注。萧红那种稚拙的文字，是经不住过度分析的，它何以打动你，更难诉诸说明。我现在也会吃惊，当时竟有那样的耐心，将那篇分析文章写得那样长。错过了那个所谓的“时间点”，一定再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的吧。
南都：您曾说，从现代文学研究转向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始终贯穿的是对人的兴趣，这一兴趣是对自身关注点自觉的选择吗？从现代文学中郁达夫、路翎、老舍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黄宗羲，这些对象什么样的特质吸引您的探索热情？
赵园：对人的兴趣，似乎应当是人文学者的共同点。可惜的是，或许因了太过功利，年轻学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组织“论文”，问题、观点被放在了优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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