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是士人文学，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价值观是士人思想意识的反映，因此，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社会价值是怎样的，首先要了解士人阶层的社会理想是怎样的。
士人阶层是在春秋战国这一大动**的时代产生的一个社会阶层，它本身也正是社会动**、阶级分化的产物。在这个阶层中，无论是那些破产的贵族，还是那些在私学中受到教育的庶民子弟，都既没有政治上的稳定地位，又没有经济上的固定收入，就像一叶小舟被抛到波澜起伏的海上。他们唯一拥有的是文化知识和选择的自由。于是如何安身立命，使自己在社会上获得一席之地便成为士人阶层关心的首要问题。但他们又很快发现，自身现实境遇与社会秩序是紧密相关的；没有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即使获得一官半职，也不能使自己真正找到理想的社会位置，因为他们不仅要解决衣食，而且还要解决精神的依托问题。处于不利地位的人都要求平等，有不满足才会有理想，士人阶层在乱世之中，在自身无所依傍之时，开始营建自己的理想社会了。中国古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甚至超过“家天下”的君主，究其原因，正根于他们自身的深层心理需要。胡适曾从《诗经》中分析出春秋时期时代思潮中的几派：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恣派、愤世派。[1]这五派几乎可以概括整个先秦诸子之学了。后两派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士人中虽也历代皆有，但毕竟不是主流，前两派则定下了古代士人文化的基调，它们各有各的社会理想。
忧时派、愤世派的代表者自然是儒墨。墨子“非乐”，故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文学价值观，兹从略。我们只看一看儒家的社会理想及其对文学价值观的影响。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孔子的礼乐社会，孟子的仁政国家，《礼记》的“大同”与“小康”。
孔子一生的追求，基本不出“克己复礼”四个字。“克己”是人格修养功夫，最高境界是“圣人”。“圣人”不同于“君子”，后者只要自己做到“仁”即可；前者则除了自己做到“仁”还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也就是说，要将个体价值实现为社会价值，使自己的“仁”能惠及百姓。孔子认为，这是连尧舜都难以做到的。由此可知，在孔子心目中，社会价值是高于个体价值的。那么，他心目中的社会价值是怎样的呢？这就是以“礼”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秩序和人伦规范。“礼”是什么？可以说，从形式上说，“礼”是西周时制定的一套严密完备的典章制度，是对“士”以上的贵族统治阶级的言行、服饰、车驾、舞乐、宴饮、朝会、祭祀、婚丧等各个方面的严格规定，其本来的作用是维持宗法制政治秩序。但在孔子这里，“礼”却是作为限制诸侯无限膨胀的贪欲的手段来加以强调的，其目的是**平动乱，恢复社会的稳定。从士人的社会心理来看，“礼”的提出，实际是出于一种对乱世的恐惧，出于因缺乏归属感而产生的焦虑不安。如能“复礼”，人人在社会中各安本分，士人也自然有了适当的位置，心理也就恢复平衡。因此，“复礼”本质上也是士人的一种自救方式。
“礼”表现为人的行为则是“中庸之道”。“中庸”即“无过无不及”，亦即中规中矩、依“礼”行事。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包咸注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刘宝楠“正义”引郑玄注云：“至德，中和之德。”[2]由注文可知，“中庸”即“中和”，本指与外在的“礼”相对应的内在之“德”而言；到了荀子的《乐论》和《礼记·乐记》及《吕氏春秋·仲夏纪》中，“中和”就扩展为“乐”的属性，从而成为艺术价值。由作为社会理想的“礼”，转而为作为道德规范的“中庸”，再转而为作为艺术价值的“中和”，这是儒家社会价值观向文艺价值观升华的一个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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