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社会理想是“仁政”国家。孟子虽为孔子后学，但在战国时，推行那套早已崩坏了的礼乐制度显然较孔子之时更为不切实际，于是孟子便利用诸侯们都想统一天下的心理，提出诱人的“仁政”“王道”思想。他劝说君主们相信，只要他们实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政策，便不仅可以“保妻子”，而且“足以保四海”“天下可运于掌”。[3]这种“仁政”的核心是“保民而王”，也就是说，要善待百姓，“制民之产”，使他们安居乐业，并能吸引其他诸侯国的百姓也前来投奔。总之是得了民心也就得了天下。在孟子设计的“仁政”国家中，平民百姓安居乐业——“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君主仁慈贤明——“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与民同乐”；君臣关系相互礼敬——“君臣相悦”，“君臣有义”（《孟子·滕文公上》），“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上》）；天下统一，无征战杀伐——“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民归之，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这真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乐园。然而这一切都系于君主一念之仁，如果君主不施仁政怎么办呢？孟子没有办法，两千多年中的中国士人阶层也都毫无办法，这正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孟子以“仁政”为社会理想，又找不到实现这一理想的政治手段，于是只好在人的道德修养上做文章，他比孔子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存心养性”“进德修身”的重要性。他将实现社会理想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君主自觉的人格修养上。于是他在理论上便提出“性善”说，意在告知君主们，他们无论怎样“好色”“好货”，如何有贪欲，内心深处都有“仁、义、礼、智”“四端”，都可以通过“求放心”和“扩而充之”而成为仁德君主。基于这一思想，孟子又提出“养气”说，提出“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之说。他对“浩然之气”“充实”“大”这些精神价值的推崇，在后世儒家文学家那里就形成一种强调诗文内容的力度，提倡阳刚之美的文学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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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中国古代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