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提出的最高社会理想是“大同”。《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4]这是中国古代士人最早提出的伟大的社会空想主义理论。在这里，没有君主世袭，唯贤者居之；没有私有制，人人将劳动作为第一需要，有完善的社会福利设施，真是令人神往的社会。那么“小康”又是怎样一副样子呢？《礼记·礼运》描述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5]这是有礼义，有刑罚，家天下，有征战，有私有财产的社会。孔子所希望的礼治社会，孟子的仁政国家，都属“小康”之列。《礼记》的作者显然是把“小康”社会视为可以实现的社会理想的。如何实现“小康”呢？《礼记》提出的是礼、义、学、仁、乐几种方式，即所谓“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其中，“播乐以安之”乃是以文艺手段来治人情以达于“小康”的意思。陈澔注云：“故必使之咏歌舞蹈以陶养其德性，消融其查滓。而使之和顺于道德焉。”[6]这样，文艺就成了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之一，从而获得社会价值。又因文艺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使人情和顺，故而“和”又成为对文艺的价值规定。这是从儒家士人的社会理想升华出来文艺价值范畴的内在逻辑。这与儒家从人格境界、自然秩序升华出的文艺价值规范（同样是“和”）是完全一致的。从孔子到康有为，“大同”与“小康”一直是儒家士人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与此相应和顺人情、陶冶德性也一直是儒家士人奉行的文学价值观的基本宗旨。
道家士人可以归为“厌世派”，但他们依然有自己的社会理想，这就是《老子》中描述的“小国寡民”社会。其云：“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这种社会理想自然不同于“大同”社会，而与“小康”社会更是大相径庭。一切都自然而然，剔除了一切人为的东西。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又一次描述过这种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虽与儒家不同，但又都是对动**不安的社会现实的否定，也同样出于士人安顿自身、安排社会的动机，只是儒家的方法是积极的建构，道家的方法是消极的消解而已。儒家要人人成君子，人人心中有一套伦理原则，要社会有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道家则要人人清静无为，人人心中一无所有，要社会还原为原始自然状态。表现于文学价值观，儒家以教化为本，要文学纳入建构社会价值的工程之中；道家则以自然为上，要文学呈现一种清静恬澹的人生境界。两种不同的社会理想塑造了士人阶层两种不同的人格，也造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学价值观。
士人阶层将实现社会理想的可能性完全寄托在君主身上，这在他们自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并没有确立一种真正的制衡机制，知识分子面对庞大的官僚政体毫无别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他们就试图靠塑造理想的君主来实现理想的社会。在先秦，诸子们的著书立说，几乎都是说给君主们听的。大致说来，他们塑造君主形象有两个办法：积极的办法是向君主灌输仁义道德，力求使他们成圣成贤，在心中培育起一种道德的自律。孔子、孟子、荀子都是这样做的，《吕氏春秋》的作者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在君主面前树立了几位“先圣哲王”并以他们为榜样，要君主们去模仿。他们以“王者之师”的身份以身作则，希望感化君主。其用心之良苦实堪钦佩，但效果却几乎等于零。手握大权的既得利益者谁愿意去做什么圣贤呢？士人想出的另一种办法则是劝君主“无为”。老子主张这种办法，一部《道德经》实质上也是说给君主听的。老子反复讲述“无为而无不为”“为而不争”“弱能胜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道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劝君主们不要有所作为，这样老百姓就可少受些荼毒，天下就能太平。
儒家也劝君主“无为”。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吕氏春秋》亦云：“明君者，非偏见万物也。明于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审分览·勿躬》）这都是劝君主要少办事，行无为之治。但儒家主张君主无为又不同于道家。道家不仅要君主无为，而且要人人无为，这是“损之又损”的消解办法；儒家要君主无为却是想使士人有为，即分得更多的权力来推行自己的治国之术，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
儒家规范君主的意识表现于文学价值观就是对“美刺”“讽谏”等文学社会价值功能的高度重视。尽管儒家士人深知诗文创作本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人情所不可免的事，但他们却硬是将情感表现与规范君主的作用统一起来。这种主张在《毛诗序》中有极充分的阐述，后世儒家如陈子昂的“兴寄”之说、李汉的“贯道”之说、柳宗元的“文以明道”之说、宋儒的“文以载道”之说，都是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士人“美刺”“讽谏”的文学价值观。他们都试图以自己的诗文影响君主，经由君主的中介，使自己的“道”——治国之术与社会理想成为现实。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中国古代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