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君主控制文化学术和士人阶层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抑制豪门势族。我们知道，士族文化是以豪门势族（亦即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和相对独立性为依托的一种非官方文化。这种文化对于君权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唐代统治者，特别是在武则天之后，大都采取抑制豪门势族的政策。他们将庶族地主（或曰寒门）出身的人视为依靠对象，这样就大大扩展了君权统治的社会基础。这样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削弱了敌对势力，而且在文化上也摧毁了自六朝以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士族文化的社会基础，从而为建立隶属于君权之下的统一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提供了前提。
（二）唐前期士人心态
六朝时期士人阶层出现严重分化：高门大族出身的名士清流和寒门贱族出身的一般士人成为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两种人。士族名士以“口不言世事”为高，务心于玄言奧义与清谈宴游之中；庶族士人虽存匡救时弊之志，但囿于当时环境，甚感人微言轻，不足以改变世风，于是便处于忧愤不平之中，并时时流露出消极厌世的情绪。与六朝士人相比，唐前期士人有着迥然不同的心态。科举制度以及统治者重用庶族士人的种种措施为这些长期受到压抑的读书人开辟了一条进身之路。这无异给他们注入了一针强兴奋剂。于是久藏于庶族士人心底的建功立业之志勃然喷涌，形成一股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激励着他们去积极进取。从价值取向上看，六朝士人是出世的，唐代士人是入世的；六朝士人贵虚，唐代士人务实；六朝士人以军伍为耻，唐代士人以建功边庭为荣。从精神状态来看，六朝士人消极萎靡，唐代士人昂扬向上；六朝士人游戏人间，唐代七人认真执着；六朝士人轻浮放任，唐代士人沉雄坚毅。总之，与六朝相比，唐前期士林风尚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唐代士人在政治地位和精神状态发生变化的同时，他们无形中又受到一种新的束缚：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使他们失去了六朝名士那种潇洒飘逸的精神风貌。对于布衣之士而言，如何通过科举而成为进士并获得官职成为他们最为关切的人生第一大事。他们一旦获得进士资格，虽不能立即释褐，但可受到种种优待，可以免除徭役、削减赋税。对于已中进士的士人来说，则如何获得官职又成为使他们殚思竭虑的事。因为唐制规定，礼部试通过仅获得进士资格，尚须经吏部策试通过方可选任官职。这样士人们就完全被官方设定的读书、应试、求官的人生道路所限定了。唐诗人赵嘏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摭言》卷一）这真是一语中的之论。科举制度是隋唐统治者一大发明，它既可以笼络、控制天下士人，又可以推行和巩固统一的意识形态。这种制度对于稳定社会、维护君主专制制度是再合适不过了。
由于科举选士制度并没有绝对标准，因而也谈不上绝对公平。一般说来，唐代科举取士往往需要许多外在条件，士人能否及第、能否授官除考试成绩外，还需要有有权势的人物推荐、说项，这就使士人们去奔走于权要之门。《文献通考·选举二》注引江陵项氏之言云：“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薛登亦上疏武则天云：士子“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惟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旧唐书·薛登传》）这说明，唐代士人为了求取功名，在拥挤的仕途中捷足先登，再也顾不上什么清高超脱了。这较之六朝时那些不屑与权要为伍的名士，如陶渊明、宗炳等人，真有天壤之别了。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中国古代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