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西方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似乎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但是从现实情景来看，国家内部、国家与国家以及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冲突并未消弭。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并非像西方学者们宣称的那么完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激进民主浪潮更是挑战了自由主义对民主的规范理解，也显示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危机。为了应对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合法性危机，西方学者对民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就是为了重建西方自由民主制合法性的一种反映。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以交往行为理论和协商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民主政治模式。
（一）超越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
哈贝马斯对民主理论的思考是同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诊断与解决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产生“合法性危机”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所以从理论层面上来说，哈贝马斯提出话语民主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模式进行反思，克服二者的缺陷，从而化解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主要冲突在于对民主及其作用的不同理解。根据自由主义的观点，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围绕着行政权力而展开的不同立场之间的斗争，而在斗争之后都隐藏着一些利益和价值取向。“民主过程仅仅是以利益妥协的形式而实现的。形成妥协的规则被认为应该确保由普遍平等的选举、议会团体的代议性集会、决策模式、议事规则等所形成的结果的公平性。这些规则说到底是用自由主义的基本权利来加以辩护的。”[1]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民主关心的是如何限制公共权力以捍卫公民作为自由个体的基本权利。因而，民主的作用是工具性的，是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来理解民主制度。相对于共和主义民主，这是一种消极的民主，是一种免于政府强制的民主。
共和主义的观点则将“政治”理解为实质性伦理生活的反思形式，它“不仅仅涉及作为私人的公民们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受国家保护的权利，而突出地涉及取向于共同善的、把自己理解为一个合作的、自治的共同体之平等成员的公民的自觉实践”。[2]而民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应当表现为一种道德的自我理解，国家是一个道德共同体。也就是说，政治绝不仅仅限于利益调停的功能，就其本质而言，民主政治在社会进程中起着构建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功能。通过政治实践，共同体的成员才认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并在此基础上以自由和平等的公民身份组成联合体。共和主义民主制度的目的不仅要保护个人权利，而且要通过公民们的共同参与而实现共同利益。公民参与民主选举的目的就是要引导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来保护共同利益，实现政治共同体的目标。相对于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是一种积极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强民主概念。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两种民主理论均有优缺点。共和主义民主的优点在于，它通过政治参与把公民联合起来，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组建政治联合体，不把集体目标完全还原为不同私人利益之间的“调和”。在政治上，它有相当充分的合法性。其不足之处在于，它没有认识到政治决策包括不同类型的程序和不同形式的论证这一事实，而是过于理想化地将民主过程依附于公民的道德，试图“用道德来约束政治”。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里，这是有问题的。而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中，公民民主意志的形成不是通过公民商议、自决形成的，而是在对经济社会的法治管理过程中，通过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使公民的参与权得以实现。它不像共和主义那样依靠道德来约束政治，而是通过法治程序规约政治。但是这种民主易于沦为“以投票为中心”的政治，从而使得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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