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重建晚期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哈贝马斯试图调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他从共和主义中吸收了政治参与的概念，坚持了人民主权的价值取向；从自由主义中吸收了制度和法律的概念，坚持宪法和法治的实践理性，并“用一种理想的商谈和决策程序把它们融合了起来。这种民主程序在协商、自我理解的话语以及公正话语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联系……这样，实践理性就从普遍主义的人权或一定共同体的道德当中抽身出来，还原成为话语原则和论证形式，它们从交往行为的有效性基础，说到底，就是从语言交往结构当中获得了其规范内涵”[3]，从而构建了第三种民主模式。“我想提出第三种民主模式，它正是建立在一些交往前提之上，有了这些交往前提，政治过程就可以预测到它会带来的理性后果，因为它在一种广泛的意义上表现为话语样式。”[4]这种“话语模式”的民主也就是“话语民主”。
（二）协商与交往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建立在其协商（discourse）理论的基础上。协商是一种正式的、理想化的交往行动（communicativeaction）。在介绍其话语民主理论内涵之前，我们简要勾勒哈贝马斯的协商和交往行动理论。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着歧见甚至矛盾的多元社会，那么人们如何在存在多种价值规范和不同利益诉求中，通过平等、自由的辩论、协商对话形成共识呢？这实质上也就是民主如何可能的问题。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也就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从而为话语民主提供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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