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图7-4）将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观点成功地运用到了符号研究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沿着索绪尔的研究，巴特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结构主义倾向，即着重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通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即结构）被表达出来的。巴特在符号学上的建树是在立足于总结梳理索绪尔的理论的基础上，用结构主义的视角进行了符号学创新。同样，在语言学是否作为独立完整的学科问题上，巴特在当时所持的观点也是认为这个学科还有待于建立。在巴特的著作中，他将“符号学原理按照结构语言学分为语言和言语、所指和能指、系统和组合段以及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四大类”。[11]
在论述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分类时，巴特指出，这样的区分是索绪尔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重要贡献，在解释这一对概念时，他提到了索绪尔语言研究中的多样性与杂乱性问题，并看到语言作为纯社会性对象时呈现的规律性，也就是语言系统。他认为对语言结构的定义就是“语言减去言语”，这样的语言系统具有社会法规系统和价值系统双重身份，并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性的契约，个人对它的影响作用微弱。而言语则是一种个别性的选择行为和实现行为。语言（语言结构）和言语两者都是在辩证中存在的，没有言语就没有语言结构，没有语言结构也就不存在言语。在巴特看来，索绪尔的二分观点产生了不少问题，对此，提出了自己的三个问题：语言结构与代码和言语与信息能否等同？言语和组合段之间的关系如何？语言结构和相关性概念的关系如何？并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随后他也探讨了个性语言、双重结构、符号学领域中的语言/言语分类问题等。巴特在语言和言语关系上的认识多是对索绪尔观点及其后的理论发展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索绪尔观点的认同与补充。
在所指与能指概念上，巴特在对语言学的“记号”作为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体的叙述之后，自然地认为符号学的“记号”同样也包括能指与所指两部分。进一步指出，所指不是同样的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表象；而能指则是一个纯关系项，也就是只能在与所指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定义，能指是一种中介物，必须具有一种质料。接着就是连接所指与能指之间的意指作用，它被认为“是一种把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这个行为的结果就是记号”。[12]意指作用在语言学中被认为是无理据性的，意指作用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实现，然后作为一种“自然化”的规约存在，成为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先验任意性和后验非任意性的综合存在。在意指作用中，巴特区分了直接意指、含蓄意指以及主体间的互动三个层次，指出了“记号”被构成的不同模式，当然也包含着由意指功能所建立的能指与所指关系改变而“名不符实”的现象。巴特还介绍了索绪尔的“值项”的概念，记号（符号）的研究不应当只按其组成而应当按照环境来研究，意义通过意指关系和值项的双重制约作用才能得到确定。
系统和组合段的关系是索绪尔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巴特对这两个概念的论述也集中在语言学领域，他认为，雅克布逊关于隐喻主导地位和换喻主导地位的论述，使得这样的两个概念以及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向符号学研究过渡，这两个概念被认为是自然语言的两个轴。在区分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两者时，巴特将表达平面（E）、内容平面（C）和意指作用（R）三者的关系表达为ERC。这样的一个ERC系统本身可变成另一系统的单一部分，由此形成由第一系统延伸而成的第二系统。第一系统被认为是直接意指，而第二系统就成了含蓄意指，含蓄意指层面的研究较少，是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需要关注的方面。这样的观点是将符号学研究从狭隘的能指/所指构成符号这样的视界中转移出来，开始关注泛化意义上的能指/所指以及意指作用和值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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