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弗洛伊德还进一步在自我中划分出了等级，指出在自我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即“自我典范”或者“超我”。弗洛伊德在论述自我与超我时，也是习惯性地从人的性需求与人格发展的角度来叙述。在性的需求上，自我在受本我的驱使产生性的本能冲动之后，由于自我的控制和驾驭能力的存在，本我的原始冲动将受到自我的约束，此时自我出现了分裂的现象，在原始本能与控制驾驭之间产生了冲突，自我开始在这样的冲突中形成远离本我的自我典范，也就是超我的出现。超我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即生物本性和历史本性，生物本性被认为是本我的驱动力，历史本性则是自我对本我的超越以产生超我。超我的存在不仅仅局限在人对于性的控制与驾驭之中，而是广泛存在于个体与生物本性的抗争之中，也存在于个体对历史本性的遵从之中。超我因自我控制本我而存在，超我的存在是无意识与意识矛盾冲突、协调存在的产物。超我从自我中析出，而与本我形成对立冲突的存在。
由此可见，在本体的三阶段论之中，自我实质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以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自我作为本我的对立面存在，但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关系远不是二元对立的。如果说本我是个体生物性的存在，是物质的基础架构，那么自我则是对生物性的叛离，是一种意识的，甚至是社会的架构，而超我的存在也是自我中的更高层次，是自我控制的一种创造性的存在。自我的意义同样也是说明意识对个体的重要作用，人的意义是由有意识的自我建构形成的，进一步讲社会化的人的缘起无不是因为自我对动物性的本我的控制，自我的存在决定了个体作为人的存在。自我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在社会因素的进一步影响下，自我就将进入到人格的社会成分，即超我的层面了。
弗洛伊德个体人格三阶段理论对其他理论分析产生重要影响，因为本我—自我—超我的阶段划分在媒介批评研究中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为分析媒介影响自我的形成、儿童如何社会化、社会因素如何通过媒介塑造人的形象等方面的研究开创了可能。人格的三阶段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开启了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的研究，其影响范围也远超出了媒介的范畴。当然，个体人格的三个阶段不足以概括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全部，但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基础，其意义和影响则非常重大。
三、精神分析理论与文化批评
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虽然属于心理学领域，但是，精神分析批评却在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美学、传播学等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创立后，他自己也将人的无意识、人格形成与阶段划分等理论向更深广的领域拓展。由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哲学、美学、政治学等领域被大量引用和阐发，弗洛伊德本人就对文学批评有着浓厚的兴趣，加之其后的精神分析批评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基于精神分析的系统的社会文化批评观。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中，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卡伦·霍妮和雅克·拉康等学者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加以全面推进，并将精神分析理论拓展到文学和艺术批评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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