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提出“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学说与弗洛伊德发生分歧，被认为偏离了精神分析学说。“为了切断与弗洛伊德的联系，荣格的目光开始从单纯的医疗实践转向考古学、神话学和人类学，荣格开始从弗洛伊德推崇的科学主义转向对文化史的研究”[6]，由此提出“集体无意识”理论，从而修正了弗洛伊德无意识论的偏颇之处。无论作为弗洛伊德学说的继承者，还是弗氏理论的反对者，自荣格开始，精神分析理论开始与人文艺术学科的研究联系起来。卡伦·霍妮是新精神分析学派或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先驱人物和主要代表，也是传统精神分析向新精神分析转变的过渡者。她的研究重点批判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过分强调人类行为中的生物因素，而忽视社会与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的倾向，从而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雅克·拉康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修正引发了人们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新兴趣，使之更加有效地应用于文学批评。拉康的学说是对弗洛伊德学术的“修正的回归”。拉康的研究基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与弗洛伊德不同定义的“无意识”概念的基础上，拉康重新审视弗洛伊德的理论，发现了无意识—语言—梦之间的活动规律的相似性，又通过“镜像理论”重新解释了俄狄浦斯情结，由此确立“主体论”。拉康对弗洛伊德的“修正的回归”为精神分析带来了新的活力，创立了语言精神分析学，其影响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进入到哲学、文学、艺术批评的领域。
（一）精神分析与艺术批评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除在心理学领域产生影响之外，还在文学批评、戏剧分析、艺术鉴赏等领域有创造性运用。作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艺术有非凡的理解与感受能力，在他看来，自己可以从这种跨界的研究中获得更广泛的视野，获得对人的更深邃的认识。弗洛伊德推崇歌德式的科学与艺术并存的观点，他比较了歌德和达·芬奇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处理方式，认为“在歌德的一生中，这两者却能并存：不同时期内一方允许另一方居主导地位。在列奥纳多身上，把这种干涉和他自身发展受到的抑制联系起来是合理的，这种抑制从他的兴趣范围内摈弃了一切和性相关的东西，因此也摈弃了心理学。在这方面，歌德的性格却得到较为自由的发展”。[7]在这里，弗洛伊德在强调自己关于性的人格学说的同时，也反映出对艺术重要性的强调和对艺术的热情。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艺术领域做了探讨，其中对文学的精神分析鉴赏和批评使得精神分析理论在文学批评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弗洛伊德专论文学艺术的文章就有《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幽默》《诗人与白日梦的关系》《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列奥纳多·达·芬奇：孩提时的记忆的性征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妄想与梦》等。”[8]另外，身处维多利亚时代的弗洛伊德在自己的心理学造诣以及时代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对当时流行的戏剧艺术也有自己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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