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重点包括“创作动因——力比多”、“创作活动——无意识或自由联想”、“人物的塑造——‘升华说’”、“创作主题和批评方法——‘俄狄浦斯情结’”、“文艺创作与梦”、“艺术家与精神病”等方面。[9]弗洛伊德将艺术家创作动因归结为“本能的欲望”，也就是“性的能量”力比多，由此，美的创作与审美具有了心理学依据。弗洛伊德将创作活动与无意识进行了创新性的关联，提供了独特的审视艺术作品的视角，从而试图揭示艺术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无意识层次的意义。因此，艺术作品不再仅仅是一种单面的、单层的存在了，而是一个复杂的、有潜在意义的存在物，这也是对艺术批评分析的创新。另外，对艺术作品的人物塑造、创作主题与批评、艺术与梦、艺术家与精神等的探讨中，也使审视和分析的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可以说，对艺术作品的精神分析揭示了隐藏在作品的物质存在以及依附在作品上的社会文化价值背后的精神层面的意义。在弗洛伊德看来，艺术作品的背后隐含着人们无法想象，但可以通过精神分析加以认识的“潜在世界”。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艺术批评是对长久以来的艺术、审美批判理论的突破，至此，精神分析与艺术批评紧密联系起来，在“无意识”、“性的冲动”、“人格的形成”等概念的基础上，精神分析艺术批评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与方法。
（二）电影艺术的精神分析批评
精神分析理论也直接对电影艺术批评产生重要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精神分析电影理论”，电影精神分析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让·路易·鲍德利、克里斯蒂安·麦茨、拉康等人。1970年，鲍德利发表了《基本电影机制的意识形态效果》的文章，奠定了精神分析学说与符号学分析结合的基础，重点论述了精神分析理论运用到电影研究的可能。1972年，英国电影杂志《银幕》介绍了精神分析学说，1975年法国电影刊物Communications出版了由麦茨等人编辑的“精神分析与电影”专辑，提出了将精神分析理论运用到电影艺术批评的问题。
电影的精神分析批评是内涵极为丰富的理论系统，它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广泛吸取存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的新精神分析批评理论为基础。电影理论向精神分析批评方向的发展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早期法国电影学者巴赞在指出电影是现实的模拟的同时，关于电影的起因问题，认为幻想（愿望）是第一位的，“第一符号学理论通过语言—电影的类比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电影的虚构性，同时它也架起了一座通向精神分析学的桥梁——电影语言特性与梦运作的相似性”[10]，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影响下，第二符号学的建立也就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电影精神分析批评被认为是电影理论发展中的第二符号学阶段。
电影艺术作为视觉传播媒介，与人的梦境有类似之处，因此，通过影像媒介可以表达各种心理活动，如想象、梦境、心理状态等，以梦和象征来阐释影视艺术的观点，就出现在早期的电影精神分析理论中。精神分析对电影批评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电影银幕与“镜子”做对比，就是通过“镜中”及银幕上所投射的影像，来发现与“自我”对抗的概念，观众在电影银幕的影像前，感觉到自己好像是分身的分身。二是将电影与梦做比较，探讨梦与电影的关系，认为“做梦”与“看电影”的经验相似，这也是最常讨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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