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利结合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重点分析电影在主体建构方面的意识形态效果。鲍德利运用“虚拟法”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他认为电影中虚拟了社会矛盾和冲突，是一种运动的幻觉，但人们却把这种幻觉误认为是实际的运动。人们在观看电影时，一个世界在他眼前连续展开，这确立了其观众的中心性，当想象力在自身中释放出来，这个世界就是为它而存在，想象力成为这个世界的起源，也是它的凝聚力的源泉。鲍德利也论述了电影主体的先验性以及银幕作为镜子（即拉康的镜像阶段与双重认同的观点）的问题，试图探究电影中的意识形态的因素。
麦茨发展了鲍德利的观点并将精神分析带入电影符号学的讨论，成为第二电影符号学的重要理论，由此，将原本以语言为基础的第一电影符号学转变为由电影机制所产生的“主体—效果”，围绕着电影观看者与电影影像之间的心理关系的精神分析的理论问题。电影与梦境类似，通过心理的无意识活动，才能获得效果，在《想象的能指》中，麦茨也区分出了两种电影机制中运作的形式，一是电影是“工业品”。电影生产的是商品，具有一般商品生产、销售、消费的特点。一是电影还是“心灵的机器”。观众已经内化到心灵机器中，而这种心灵机器接受观众对电影的消费，把电影当成使人愉快的东西。
同时，在《想象的能指》中，麦茨还将屏幕比喻成一面镜子，这与巴赞将屏幕比喻成一扇窗是不同的，巴赞认为银幕上的空间始终暗示银幕外的空间，由此产生了一种离心结构，而麦茨则认为通过镜子的比喻，电影银幕成为另一种场景的范畴，它的在场与不在场性，使它一开始就比较接近幻想。这面镜子与拉康的镜子不同的地方，在于无法通过镜子反映观众本身的身体，观众将银幕上的不在场看做可能性，其不在场性反而让电影能清楚地展开。同时，又因为观众已知镜子的经验，所以不必先将自己视为其中的一部分就能够建构一个客体的世界，观众在银幕上反而是不在场的。因此，电影中的真实性感受比剧场的真实性感受还要强烈，银幕上幻觉般的影像让观影者深深地投入其中。电影观众会首先认同自己观看电影的这个行为，认同自己观看电影是一个纯粹的感知行为，这时观看者便是一个先验的主体，麦茨称之为初级认同/一度认同，该层面的认同并非认同展现在银幕上的事件或角色，而是认同自身的感知行为。初级认同确立后，才能进行次级认同二度认同，次级认同是一种对电影所传达及建构出来的影像的感知行为，让观众成为梦幻般的无所不在的全知主体，观众会随着剧情的起伏而被吸引并投入其中，观众接收到的影像则是来自外部，来自外界的真实。麦茨的电影分析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电影的精神分析批评是弗洛伊德学说对广泛的社会文化观的主要贡献，但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远非电影批评领域可以概括。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弗洛伊德的学术与大众传播媒介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作为一种基础性理论，它甚至在传播学上被认为是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两者作为传播学的欧洲起源，它为大众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精神分析理论，媒介批评理论完全有进一步发展的理论空间。
[1]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57页、5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奥］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见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6卷，123页，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3] ［奥］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见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6卷，123页，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4] ［奥］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见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6卷，126页，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5] ［奥］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21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 杨倩：《发展中的精神分析学——从荣格、霍妮到拉康》，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
[7] ［奥］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常宏等译，365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8] 王宁编：《精神分析》，30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9] 王宁编：《精神分析》，30页～43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
[10] 李恒基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46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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