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宪章》的目的是限制王权、保障教俗封建主的特权不受侵犯。它宣称：“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利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第1条）第2条则指出，国王直接封臣的后嗣享有封土继承权，国王只可按照旧日定额向他们征收继承税。根据第12条和第14条的规定，除下列三项税金外，如无全国公意许可，国王不得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即：赎回国王之赎金；策封国王长子为骑士之费用；国王长女的出嫁费用——但以一次为限。“凡在上述征收范围之外，余等如欲征收贡金和免役税，应用加盖印信之诏书致送各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与男爵指明时间与地点召集会议，以期获得全国公意。此项诏书之送达，至少应在开会以前四十日”，并说明其召集理由。
在司法方面，《大宪章》明文规定：“伯爵与男爵，非经其同级贵族陪审，并按照罪行程度外不得科以罚金。”（第21条）而且，“教士犯罪时，仅能按照处罚上述诸人之方法，就其在俗之财产科以罚金；不得按其教士采地之收益为标准科处罚金”。（第22条）“任何人凡未经其同级贵族之合法裁决而被余等夺去其土地，城堡，自由或合法权利者，余等应立即归还之。”（第52条）据此，亨利二世、理查一世所非法没收的财产，现仍在国王手中者也应照此办理。此外，享有自由身份的骑士、市民和自由农民也得到了一些好处：除上述三项固定税金外，国王“不得准许任何人向其自由人征取贡金”。（第15条）“全国应有统一之度，量，衡。”（第35条）“任何自由人，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第39条）但是，《大宪章》中没有涉及农奴的条文，因为亨利二世改革适用的对象仅限于自由人。
为了防止国王反悔和保障《大宪章》的有效实施，根据第61条规定，由25名大贵族组成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一旦发现国王有破坏宪章条款的行为，委员会有权要求国王立即改正。如在40天内不见其有改正的表示，该委员会可采取包括夺取国王城堡、土地与财产等在内的一切手段，但不得侵犯国王、王后与子女的人身，直到破坏宪章的行为得到改正为止。[7]
《大宪章》共63个条款，它的主要内容是迫使王权向贵族做出让步，每一个条款都涉及封建统治和封建习惯的细节问题，这就决定了它的封建法律文献性质。毫无疑问，它是亨利二世以来英国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之间斗争的产物。它的签订表明，各阶层的联合行动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一种新形式，为议会君主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重要经验。同时，在反对封建暴政的斗争中，骑士和市民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如果说亨利二世时期是英国封建习惯法形成的开端，那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大宪章》所确定的法律至上和保障人权基本原则，逐渐被承认为英国立宪政治的基础，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约翰王签订《大宪章》本是为了争取时间、摆脱困境，可他在1216年的内乱中死去了，王位由年仅9岁的儿子继承，称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虽然亨利三世成年时社会秩序已渐恢复，但他却效法祖父亨利二世的强权政治，奉行勒索巨额捐税、重用法国宠臣、容忍教廷榨取的政策，结果招致普遍的不满。为了获得急需的财政支持，1258年国王被迫接受以西蒙·德·孟福尔（约1206—1265年）为首的贵族事先草拟好的《牛津条例》，答应按照习惯及与重臣协商的原则治理国家。随后，由国王的12名宫廷会议成员和15名诸侯代表组成的联席会议在牛津举行。牛津会议的动机是共商国是，但它把一切权力交给少数贵族，实际上推动了贵族寡头统治。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狂暴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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