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3年那场“非典”席卷神州大地时，举国上下惊慌失措、谈“非”色变，人人几乎都在吃中药、戴口罩、消毒，单位也忙着配送这些物品。一次我到小红楼去看望二老，郭先生非常关注时局，同时也关心我们并提醒我多加注意，她又自娱：“我不戴口罩，也不消毒，该上哪里我都敢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郭先生自信这样的瘟疫大概不会轮上自己，果然如此，真可谓邪不压正。
当时郭先生的每月工资为一千多元，何先生大概有八千元左右，每个月初4号，我会准时从郭先生手里拿到存折，她告诉我，把整钱存一年定期，其余零头约不足千元取出为家用，几乎月月如此。那时上银行已经要排长队，我会事先告诉郭先生可能要等待一刻。每当赶上在银行排长队，我就思考编辑或构思组稿或干脆动手写稿，由此一举多得，并不认为是在浪费时间，同时磨炼自我耐心。最大一次收获是在一次10月初国庆放假期间到中行排队将近两个小时，我就构思了一篇如何孝敬老人的文章，后来在网上投稿被评二等奖，奖品为四双多威牌老人鞋，高兴之余，深悟因果。
记得有一次，二老登记办理买洼里的住房，在签约前要交一笔预付款，那天刚早上过八点半，我就随何先生一起从小红楼出发，步行到中国银行取钱，又分别走到对面的农行和工商银行取钱，最后走到太平庄桥北一家建设银行去交款，总共大约十万多元，这一折腾就已经过午，从银行出来何先生马上挥手打一辆出租直接回家，我很佩服他那么大的年岁，那样能走路，思路非常清楚，做事有条不紊，精力那样充沛，完全不像九十以上耄耋高寿的人。无奈，被忽悠也好，自愿也成，反正当时买房成为很多家庭的首要大事。不久，又接到通知催缴房款了，在一个双休日里，由何芳川大哥出面和我一起到银行取款，也是我首次与何大哥一起共事，同时领略何大哥办事的本领，事情不大但他显得特别有涵养，稳稳当当地、不紧不慢地核对，填写，计数，等待；我则自认为快手，有几张被我粗心疏忽写错并重新填写，通过这些小事，素养高低得以显现。过些日子，何先生找出一方印石，请我给他刻一方闲章，就三字，称“底子户”，我自己在想，这是什么意思？久想不通，也没敢跟何先生当面请教，大概是因为买那套所谓大房子即把老底全部搭上，或另有其意，始终没敢问及。由此可见，买房是一个天大的幌子，一位经营教书大半个世纪的大师级学者，如想买单位优惠的房子也照样捉襟见肘，不得不搭上全部家底，令人一感三叹。
末班车乘客
郭先生退休后依然有一颗饱满的爱心，一如既往地做公益慈善和对需要帮助的人慷慨解囊。同时有计划地撰写著作、传记、杂文等，分别在台湾和内地出版。有一次二老应邀到河南大学讲学，他们谢绝了学校准备好的宴会，而到学生食堂和学生一起就餐，还将学校发的讲课费全部捐给了贫困学生，资助他们完成学业；何先生还将编选傅斯年先生文集获得的稿费全部捐给傅斯年基金会；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在第一时间，何先生就把我叫来，嘱咐我马上去取钱，人民币一万元，交到师大党委，何先生成为北师大首个捐献特殊党费和钱数最多的党员。从抗美援朝把家里的黄金捐出直到晚年，二老一如既往地做公益，帮助周边有困难的人，资助贫困学生……一次又一次，数不胜数。每当天灾人祸发生，二老均慷慨捐款，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需要帮助的人们的爱。然而，对于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二老却深恶痛绝，无法容忍，这在《三论一谈》等书中多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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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 不亦远乎 士不可不弘毅何况我辈且孤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董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