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纪》：“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丑，皇太后命郕王监国。”
《纪》又言：“甲子，京师闻败，群臣聚哭于朝，侍讲徐珵请南迁，兵部侍郎于谦不可。”是即议定固守之日。前言帝入敌营之明日即癸亥日，八月十六。帝书示怀来守臣索金帛，守臣送京师，是夜三鼓入西长安门，明日朝堂聚哭，即甲子日。十七。太后皇后以金宝文绮诣也先营迎驾，自与聚哭同时，越三日不得报，乃命郕王总百官。与此所谓乙丑十八。即命监国者微异，或监国尚非总百官耶？
《纪》又言：“己巳，二十二日。皇太后命立皇子见深为皇太子。”
《纪事本末》：“上北狩，太后召百官入，集阙下，谕曰：‘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命郕王临百官，此谓帝亲征时命郕王祁钰居守。然庶务久旷，今特敕郕王总其事，群臣其悉启王听令。’此即命为监国，惟未书明其日。辛未，太后诏立皇长子见深为皇太子，时年二岁，命郕王辅之，诏天下曰：‘迩者寇贼肆虐，毒害生灵，皇帝惧忧宗社，不遑宁处，躬率六师问罪，师徒不戒，被留王庭。神器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选贤与长，立见深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万姓。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则所谓太后命总百官，与立太子同日，诏天下文具在，自必可信。《纪》书立太子在己巳，是甲子败报闻，乙丑先命监国，而两宫之金帛亦于乙丑遣使赍之北行，越三日不得报，即越丙寅、丁卯、戊辰三日，至己巳，遂立太子而命郕王总百官以为之辅也。诏文明白，传位自在太子；总百官以辅政自在郕王。后来即位，犹日以长君绝敌之望，至易储则景帝之私，尽改初议，所以肇夺门之祸，不可讳矣。清帝《御批辑览》并责郕王不当即帝位，此又属帝王之私心。若也先不闻明已有君，视蒙尘之帝若赘，岂肯送之使返？最上，俟帝反即归政；次则不易储以终，令帝统属英宗之后，人心亦无所不平，且孰不念危城守御之绩。特从《纪事本末》具录诏文，所以立夺门之案也。
通州运粮事，《三编》叙法稍不明。盖官与军各预支俸米，惟不能留存在通，必运至京，运者仍加给米为脚直。《于谦传》：“通州积粮，令官军自诣关支，以赢米为之直，毋弃以资敌。”又其动议由周忱，亦见《忱传》。凡此见应急之策，亦自有两利之道，若但知资敌可虑，竟付焚如，岂不于国受大损？后来屡有用此法者，不可忘诸贤擘划之功也。
九月，廷臣合辞请皇太后曰：“车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群臣以太后旨告王。王惊谦再三，避归郕邸。群臣复固请，于谦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会都指挥岳谦使卫拉特还，口传帝旨，以王长且贤，令继统以奉祭祀。王始受命。癸未即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遥尊帝为太上皇帝。十月，也先奉上皇至大同，阉喜宁初从上皇北狩，遂附也先为间谍，尽以中国虚实告之，教也先奉上皇至边，胁诸将开关，召总兵镇守官，出见则留之，可以得志。也先以为然，乃诡言奉上皇还京，至大同，总兵官郭登不纳，遣人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也先知有备，不敢攻。登驰蜡书入奏，京师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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