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诗歌向现代的起步比小说早，但由于中国传统诗歌的悠久传统，走向现代的步伐却显得沉重与艰难。为了不和五四文学革命出现的新诗混淆，我们将戊戌文学革命的新派诗称为“新体诗”。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现象是，当这些新体诗人往诗中灌注新境界新词汇时往往以牺牲艺术性为代价，将诗写得不像诗；当他们注重艺术性的时候，却又回归到传统的艺术趣味之中。
一、更搜欧亚造新声：康有为与谭嗣同的诗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因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人称康南海。据康有为弟子崔斯哲编定的《康南海先生诗集》15卷，共收诗歌1572首。因此康有为除了是戊戌变法的领袖，还是一位著名诗人。甲午战争后他支持弟子梁启超的文学革命，且看他以诗歌的形式声援梁启超诗界革命的《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中的一首：
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
深山大泽龙蛇起，瀛海九州云物惊。
四圣崆峒迷大道，万灵风雨集明廷。
华严帝网重重现，广乐钧天窃窃听。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流亡中游历了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30多个国家，写了大量的海外诗。这时，他的新体诗中出现了以新害意的问题。康有为大概明乎此，多数诗歌往往是夹带一两句带有新境界与新名词的诗句，譬如七律《游花嫩冈谒华盛顿墓宅》的最后两句“不作帝王真盛德，万年民主记三坟”；再如七律《自柏林汽车过萨逊及莱茵河旁诸邦》的最后两句“遥想千年封建乱，竞争进化是耶非？”在游历墨西哥与加拿大等国时，康有为发现美洲的土著人种同中华同种，并写下《游墨西哥》《墨西哥人种出自谁何》与《考验太平洋东岸南北美洲皆吾种旧地》等诗。
当康有为运用传统的诗歌意象与语言抒情言志时，往往能写出大气磅礴的艺术性较强的诗。如《出都留别诸公》五首，又如《登万里长城》中的“鞭石千峰上云汉，连天万里压幽并。东穷碧海群山立，西带黄河落日明。”然而这些诗往往又与新体诗无关。
新体诗的以新害意在谭嗣同的诗歌中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表现。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他是著名思想家与变法志士。当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都设法逃亡，谭嗣同却执意要为维新变法殉道。如果不是被清政府杀头，而是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逃亡日本，那么，按照他的思想逻辑很可能与孙中山、陶成章等联手成为革命派。他在戊戌变法前写成的《仁学》，某些激进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谭嗣同的诗有《莽苍苍斋诗》二卷，他从李贺、温庭筠入手，转而为李白，为韩愈，为六朝诗。甲午战争后，他与梁启超等人尝试作新体诗，且看《金陵听说法》三首第三首的最后四句：
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
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
喀私德即英语caste的音译，指印度的种姓制度，巴力门即英语parliament的音译，就是议会与国会，而庵摩罗果又是梵文āmalaka的音译，加上中文，仅仅在四句诗中就上演了语言上的“三国演义”。这种新体诗，除了作者以点缀新名词自喜，一般读者会越读越迷糊而起不到“开民智”的启蒙作用。然而，谭嗣同一旦抛开新名词，却能写出艺术性很高的诗歌。他的《古意》中的“春风不动秋千索，独上红楼第一层”、《武昌夜泊》中的“星河千里白，鼓角一城凉”以及《江行》中的“渔火随星出，云帆夹浪奔”等都是名句。
谭嗣同不但是当时少有的通西学的学者，而且深通佛学，且看他的《道吾山》：
夕阳恋高树，薄暮入青峰。
古寺云依鹤，空潭月照龙。
尘消百尺瀑，心断一声钟。
禅意渺何著，啾啾阶下蛩。
“尘消百尺瀑，心断一声钟”，真是令人叫绝的禅意表达，即使放在千年禅诗中，也是难得的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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