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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卷_和震(五、办学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2/2)页

二是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程度较低。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虽然国家政策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但未明确规定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义务和具体的奖惩措施。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对自身生产经营的作用不明显,创办职业学校不是其必要工作。这就造成了虽然企业向职业院校的学生提供实习岗位,但对学生的指导不足,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升有限。从学校的角度来看,职业院校的同质化不利于企业参与。职业院校为了解决办学经费问题,一味追求招生规模,设置热门专业,造成职业院校间的专业雷同,脱离企业需求,与企业的专项生产经营和有限资源不匹配。目前的校企合作仍以职业学校为主导,企业主要负责实习实训,很难全程参与职业院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1] 孟凡华、李瑶、岳金凤:《教育体制改革的破冰之路》,载《职业技术教育》,2015(18)。

[2] 顾明远:《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和教育改革的关系》,载《人民教育》,1993(5)。

[3]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摩根大通:《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供需研讨会,北京,2016。

[4]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摩根大通:《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供需研讨会,北京,2016。

[5]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摩根大通:《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供需研讨会,北京,2016。

[6]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摩根大通:《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供需研讨会,北京,2016。

[7] 张念宏:《中国教育百科全书》,88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

[8] 牟晖、杨挺:《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综述》,载《教育与职业》,2009(27)。

[9] 祁占勇、王佳昕、安莹莹:《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和未来走向》,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1)。

[10] 马永祥:《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创新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载《江苏教育》,2015(24)。

[11] 陈金秀:《民办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4。

[12] 王志强:《对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简要分析》,载《课程教育研究》,2013(11)。

[13] 周雪梅、周红利:《职业教育分级制度及其管理体制变革》,载《中国成人教育》,2014(8)。

[14] 张晓芳:《浅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18)。

[15] 朱新生、唐以志:《关于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理论思考》,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9)。

[16] 高明:《我国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载《教育与职业》,2015(15)。

[17] 张超、杨延:《高等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现状及分析——基于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数据的统计分析》,载《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7(4)。

[18] 张超、杨延:《高等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现状及分析——基于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数据的统计分析》,载《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7(4)。

[19] 许跃、郭静:《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回顾与思考》,载《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3)。

[20] 高鸿、高红梅、赵昕:《算不算集团化办学怎样来判定》,载《中国教育报》,2013-02-27。

[21] 吉利、何超萍、谭林锋:《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的职业教育集团平台重构》,载《科教文汇(下旬刊)》,2017(10)。

[22] 董克林:《职教集团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还缺点儿“资源”》,载《中国教育报》,2017-09-26。

[23] 韩冰:《从职教集团活动现状看其发展和建设要求》,载《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8)。

[24] HODGEG,“Introduction:thePPPphenomenonanditsevaluation,”,EdwardElgar,2010,pp.3-16.

[25] 刘明兴、田志磊:《职业教育公私伙伴关系的实践与反思——基于河南省县域职业教育改革的案例分析》,载《职教论坛》,2017(16)。

[26] 刘明兴、田志磊:《职业教育公私伙伴关系的实践与反思——基于河南省县域职业教育改革的案例分析》,载《职教论坛》,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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