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深入领会陶先生教育活动的精神，那就会清楚地觉察到，他在考虑学生的劳动活动时，尽管含有经济效益，但还是着眼于它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今天的教育学更有创造力。对这点深有感受的，特别要推80年代在山西省的陶先生的追随者。在这个省的许多农村学校，学生不仅仅是学习某种专业，不仅仅是参加农业劳动，而且也参加科学实验，培育新品种，搞自己的试验田。省教育委员会在贯彻“农村与学校的统一”的方针的同时，还注意到陶行知关于加强农村学校生物科学教学建设的远见性，这显示了在21世纪前夜的光辉预见性。
现在，中国正在继续进行着一场辩论，辩论什么是现代教育，以及如何确定它的时间界限。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实行现代教育是一个多阶梯的过程，而陶行知帮助它登上了其中一个阶梯。他把现代教育的最重要的要素称做它的科学化。
陶行知非常确切地指出，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不同点，是后者的不断地发展，它的主要特点是对待人类生活价值观念完全是一种新的态度。按照他的意见，他把教育面临的新任务，称做是确定衡量人类生活价值的新标准和教会青年成为新的精神文明的创造者。
无怪乎陶行知倡导教育应培养不仅仅是能够致力赚钱来生活的人，而且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在他提出的给学生“六个自由”的要求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必须教会青年自己思考、观察、自由地发表意见解放他们的时间和空间，使他们有可能自治。他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的文章里，要求培养青年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就是要培养新的自由人。
这些自然而然地要求改变传统的师生关系，陶行知有所创新地提出了关于教师的作用与地位问题。他的“教别人学，自己也学”、“教学做合一”，我认为是一种合作教育的表现。他强调：“师生本无一定的高下，教与学也无十分的界限，有的时候，教师倒从学生那里得到好多教益”。在他的《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一文中，有这样的提法，“教师要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因人施教的观点是陶行知的一大功绩。他把学生作为具有本身价值的个人置于教学过程的中心地位，要求考虑到每一个学生的才能和兴趣。他在这方面赶到了时代的前面。作为“现代教育”基础的这个观点，直到今天，在中国也还是艰难地为自己开辟着道路。
陶行知意识到，在传统社会的条件下，学校革新是很难实现的。新的教学形式与方法，创造性的教育，要求整个社会的民主化。他曾表示，希望所有的人都应明白，民主能为表现潜在的创造力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当然，它也能在不民主的环境中表现，但这将是不完全的和受限制的表现。
陶行知这样总结了“生活教育”的基本特点：它是民主的，科学的，群众性的，创造性的。我认为，如果拿它来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来比较，那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最后，我支持胡晓风的这样一个观点，不应该把“教育救国”这一教育思想同社会的革命改造对立起来，并从而摒弃它。他的这个观点表述在他的《纪念陶行知和晏阳初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和科学的巨大作用，是人所共知的。需要记住的是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联系，关于这一点，陶行知恰恰是没有忘记的。
[1] 原载安徽陶行知研究会编《行知研究》，1992年第2期。
[2]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纽约，1924年，第101页。
[3] 道格拉斯、E.劳森阿瑟、E.琳：《约翰·杜威和他的世界观》，卡邦代尔，1964年，第32页。
[4] 胡晓风：《纪念陶行知和晏阳初诞辰一百周年》，载《教育史研究》，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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