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规定有避亲制度：如执政官的亲属不得任台谏官。执政期间宰相的亲属也不能担任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因为他们负责起草诏令，亲属必须回避。还禁止亲属间相互接任地方官，规定“五服之内于法许相容隐者，皆不得相为代。有敢妄冒居之者，以私罪论”。所以官吏在出任地方官时，必须申明本家族的情况。比如，史浚以父恩泽补为将仕郎，仕至朝散大夫。1170年（乾道六年），调福州古田（今福建古田）任县尉。但在三年后，他的堂兄史浩调到福建任职，为了避亲，史浚就不能继续就任。又如，1219年（宋宁宗嘉定十二年），史弥忠应赴吉州（今江西吉安）任职。这时正是史弥远任宰相期间，为了避亲，必须回避。而这时正值岁饥，他必须坚持救灾，在向朝廷提议减免田租、优以恤民措施，并得到皇帝的首肯之后，他就离任，“使八郡之人如获更生”。史弥忠行事低调，见堂弟史弥远久在相位，容易引起很多麻烦，几次劝其归家。他并不以显赫为贵。之后，由于他的儿子史嵩之入相，皇帝命其迎养，他又五辞不允，严格要求自己。再如，史弥巩曾被召为司封郎中，是主管封爵、赠官、宗室诸亲和命妇奏荫、承袭等事的美差，但因其兄子史嵩之入相，必须“引嫌乞辞”，最后到直华文阁贴职，任知婺州（今浙江金华）。
为避免作弊，防止考官包庇亲朋故旧，在科举体制上规定：凡与考试官有关的亲属，应到异地参加考试。此外，还实行一种避籍制度。即当地人不得在原籍当地任官，也不许在寄居籍任官。史弥远及史氏家族成员都能严格执行此规定。相比之下，秦桧却在朝廷内，“既私其子，又私其孙，父子亲党，环列要津”，因此“天下为之切齿！”[10]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时南宋政治相对清明。
其四是任官期间做了不少善事好事。
如一，实现“嘉定更化”，恢复理学地位，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史弥远担任宰相之后，针对韩侂胄实行不得人心的“庆元党禁”，他“雪赵汝愚之冤，乞褒赠赐谥，厘正诬史”，这时，朱熹、彭龟年、杨万里、吕祖俭等人已辞世，就录用其后人任官，“或褒赠易名，或召还正人故老于外”。[11]这是一件深得人心的大事，也是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社稷的好事。
如二，史弥远在宁宗时任丞相十七年，又在理宗时拜相九年，确实做了不少实事。如在“浚沟洫、固堤防”的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在“实仓廪、均赋役、课农桑、禁末作”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在“修葺城郭、整修器械”的军事设施方面，在“选拔将帅，训练士卒”的加强国防力量方面，都有过一些具体政绩。从史弥远做了这些“守法持重，礼贤爱才，又惜名器，抑幸功、饬国防、戒开边衅”大量安国利民之事看，[12]他二十六年的宰相生涯还是值得肯定的。
明州史氏家族在史浩和史弥远的努力下，家族达到兴盛的地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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