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科举取士有较大的改进，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改革。
参与科举考试是入仕为官的主渠道，科举中举才能为高官，这是南宋时期人们所熟知的道理。所以，人们普遍追求“状元试三场，一生吃着不尽”。[7]期盼“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8]追求“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9]日夜指望能“指日可至显贵”。[10]南宋时对于这种文官制度作了较多的改进，使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
录取人数大增。北宋神宗时“世人获甲科者绝少”。“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多数十万人而取三四百也。”[11]录取率在千分之一以下。这样，就形成宋朝登科进士年龄者较大的情形。据《夷坚志》记载，进士平均年龄为37.22岁，最大为77岁。另据对49人的统计，平均也在25.43岁，在宋代属偏低的。[12]
而南宋时科举取士的范围则已经扩大到各个阶层，人数大为增长。所谓“十年勤苦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13]人们就“以此高下人物”，[14]把科举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贤才的标准。于是，各家“教子弟读书”，无非也是“欲其取科第”，[15]目的非常明确。
参选资格放宽。原先，有九类人是不能入官学就读的，即：“隐匿丧服”、“尝犯刑”、“亏孝悌有状”、“两犯法经赎”、“为乡里害”、“假户籍”、“父祖犯十恶”、“工商杂类”和“尝为僧及道士”者，“皆不得与士齿”。[16]入学条件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南宋时期，入学条件放宽在参试资格上，除重刑犯外，人人均可参加考试、授官。宋孝宗时，鄂州大商人武邦宁之子亦经读书中举，成了士人，[17]反响很大。从南宋中举的名单中也可发现，中举为进士者多为平民。以1256年（宝祐四年）为例，登科进士中平民出身占70%。[18]由于采取了这种允许“寒门入士”的政策，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获得了参政、议政的机会，社会上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风气和教育可以改变人生的共识，它也必然会提高学子们学习的积极性。
地区优势倾斜。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尤其是地近京畿地区更占有明显的优势。从历史资料上分析，西周时关中人才占有优势；汉朝时，官员以皖北、河南为主；唐朝时，人才仍以关中、河东居多；北宋时，河南占有人才多数，但已发生变化。南宋时期变化得更为明显，“福建百姓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19]江南、赣籍与地近京畿的人才占有明显优势。特别是担任宰相的籍贯变化更大，北宋中叶以后，南方籍宰相逐渐多起来。以浙江籍为例，两宋时期共有浙江籍24人作过宰相，其中北宋时仅4人，到南宋时则增至20人。这就表明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促进了政治与教育中心的南移。这一趋势的出现，标志着古代中国“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预言已被打破，地近京畿的江南地区在南宋宰相与高官的结构中已占较大优势。[20]
南方人士及地近京畿的进士、高官比例明显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南方学子学习的积极性。苏轼在上宋神宗书中就说：“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而今得人常少。”[21]欧阳修也说：“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西北进士得少。”富弼亦说：“近年数榜以来，放及第者，如河北、河东、陕西此三路之人，所得绝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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