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唐宰相世系表》统计，隋朝以前很少有南方人担任宰相一职的。唐朝时有宰相369人，90%属北方籍贯。按统计：宋代共有宰相134人，北宋72人，南宋62人。其中河南籍有21人作过宰相，北宋时有18人，南宋时有3人；陆游对此曾经说过：“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23]
南宋时期，科举成了人们实现理想的场所。有人为了“扬名声，显父母”，将科举作为入仕之先，有的也只是为了报恩答谢，最高尚的也会有“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考取科举作为人生的抱负。朱熹曾说过一句有名的话：“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资于此。故不可不勉尔！其实甚夺累也。”又说：“非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若高见远识之士，虽日日应举亦不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累孔子邪？”[24]说明读书人有志于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利禄，也是正常现象。
心理诉求高。宋朝时，人们当官心理非常迫切，主要途径自然是通过科举。南宋标榜本朝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宋孝宗说：“朝廷用人，别无他路，止有科举。”[25]司马光有句名言：“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状元及第不五六年即为两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26]这样，只要读书就能做官，读好书就能做好官，以致形成“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27]
南宋教育成就离不开地方当局的重视和地方官吏的作用。如古之明州（今浙江鄞县）人向来有重视读书育人的风气。南宋时期，由于地近京畿，以致名门豪族层出不穷。据记载，宋朝以前鄞县从未有过进士，从宋朝开始才有鄞籍进士。两宋时期为了帮助学子们考取功名，在鄞县城南建有楼氏精舍，聘请著名学者任教。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江南教师的精明，作为优质教师的“楼昉又精心把历代的典范文章选出来，编成一册，供参加科举考试的子弟去潜心研读”。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编写出来的、类似现今的考试复习资料的书籍，以此来提高考生的命中率。[28]据说也有类似考试复习班这样的机构，以至大幅提高了本地的“及格率”，以致两宋时期全县共产生进士达717名。“宋至清五朝间全县推出6名状元1074名进士和数千名举人。”[29]所以，王应麟说：“世族蝉联，重圭累组，庠声序音，洋洋邹鲁”，就出现了“县之子弟，夙以衣冠鼎盛”的状况。
一是国家与社会重视教育，为学子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又有家族、家庭与个人的努力，就会创造出更多优秀成绩。就史氏家族本身而论，一是他们理解政府发展教育、推广科举的意图，注意教育和科举考试对于人生的影响。史氏家族能够兴盛几百年，关键在于它深厚的文化底蕴，严格的家庭教育，适时的书院学习，促使史氏家族的子弟大批成才。他们不仅自己创办书院，而且能够得到有关科举考试的辅助资料，学业自然得以加速提高。他们以进士起家，抓住时代提供的升迁时机，在家族中形成重文好学的门风，遂使家族子弟不断蝉联科第，然后入仕为官，大批成为辅佐国家的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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