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是非问题，韩非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韩非子·奸劫弑臣》）一般人总是把与自己意见相同的说法看作“是”，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说法视为“非”。这种是非是个人主观上的是非，不是真的是非。真的是非是如何确定的？他说：“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同上）把言论（名）与实际情况（实）进行对照，看是否符合。言论符合实际的，就是“是”，言论不符合实际的，便是“非”。用实际情况来确定言论的是非。参验，就是参照验证。根据大量的事实，经过参照验证，就能分析某种言论的是与非。韩非认为，国君如果能够这样分析问题，确定是非，那么，官员就知道伪诈不能成功，“妄毁誉”和“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都是非常危险的，是自取灭亡的道路。这样，百官不敢伪诈，就能实现“尊主安国”的目标。韩非所谓是非，主要是指国君对臣下的正确认识，参验是方法，目的是“尊主安国”。韩非的是非论不是自然科学的认识论，而是社会科学的认识论。
为了参验，必须有丰富的古今知识。只有圣人才有广博丰富的知识，才能“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韩非子·奸劫弑臣》）。例如，治国采取“正明法，陈严刑”，本来是为了保护弱者，稳定社会，“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蠢的人不知道严刑的好处，却以为是“暴政”。一些愚蠢的学者，脱离实际的书呆子，只是背诵古书，企图用古书上写的办法来治国，却不了解社会现实。听了这些人的话，非搅乱社会不可。他们虽然也能讲一套道理，却不是从实际出发的，似是而非的。韩非认为，能够实现治世的理论，便是“是”，不能实现治世，反而招致乱世的学说，就是“非”。韩非的这种说法，符合墨子“三表”中的第三表。他说：“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同上）严刑重罚，可以禁止奸邪，保护良民，稳定社会，富国强兵，治理好国家，而仁义爱惠却做不到这些。因此，韩非认为，严刑重罚，是；仁义爱惠，非。讲的顺耳好听，实行起来没有社会效益，不能取得预期效果，不能算正确。审视韩非的观点，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他否定仁义爱惠的教化作用，是不全面的。法治的社会效果是明显的，容易看出来的，而教化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长期渐变的，不容易看出来的。忽视教化的作用，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患上难治的社会疾病。秦王朝就是采用韩非的学说，看到明显的社会效果，但是，不久就陷入大乱，不可救药，终至亡国。荀子曾经指出秦政逐末舍本，虽然能够取得一些成效，但终究不能长久。事实证明了荀子的远见卓识。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专讲仁义爱惠而不讲法制，也因偏废而亡国。可见，韩非之是，未必是；韩非之非，未必非。是非难分，需再三反省。
墨子的三表，韩非的参验，都是对于是非理论问题的探讨。用具体的标准来衡量是非，来确定是非，实在是太难了。后人又提出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4.《淮南鸿烈》是非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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