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认为治国有法就行，仁义爱惠之类，儒家所宣扬的那一套都没有用。因此，他把儒生列入“五蠹”之一，视为不劳而吃的蠹虫。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是先秦的原始儒学不适应中央集权的法治社会。《淮南鸿烈》认为法是需要的，但有些社会问题，是法所解决不了的。它说：“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泰族训》）韩非的是非，显然也存在问题。《淮南鸿烈·齐俗训》提出“天下是非无所定”的命题，认为是非在不同人、不同地方和时代是各不相同的：第一，是非不是由说话者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主术训》）。不是官大说的就对，也不是地位低的人说的就不对。
第二，个人意见不能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齐俗训》）我认为不对的，别人未必也这么看。我认为对的，世俗未必赞同。
第三，由于职业不同，立场不同，对是非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也。”“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氾论训》）第四，由于志趣不同，学问不同，思想观念不同，则有很不相同的，甚至相反的是非观。“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同上）这些人都是圣贤，他们对是非没有一致的看法。《淮南鸿烈·齐俗训》又说：“今世俗之人，以功成为贤，以胜患为智，以遭难为愚，以死节为戆。”实际上，各人价值取向不同，各有自己的是非判断和选择。“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发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乐直行尽忠以死节，故不为也。伯夷、叔齐非不能受禄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乐离世伉行以绝众，故不务也。……今从箕子视比干，则愚矣；从比干视箕子，则卑矣……由此观之，则趣行各异，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节者见难不苟免，贪禄者见利不顾身，而好名者非义不苟得。”志趣不同，观念不同，各有自己的选择，从圣人来看，“未有可是非者也”。正如《汜论训》所说：“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处，是时间、地点、条件的总和，是指特定的环境。特定环境下有具体的是非，“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
总之，《淮南鸿烈》认为没有固定的是非，普遍的是非，是非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在某一特定环境下则有一定的是非，摆脱局限的环境来考察，这些都是“无所定”的。“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齐俗训》）只有圣人才知道这种绝对是、绝对非的“真是非”。什么是“真是非”？《淮南鸿烈》没有说明，大概只是虚悬一格，让后人去猜想吧！
5.王充的效验论
中国古代讲是非，更多的是从价值观角度讲的，而东汉时代的哲学家王充则是从虚实方面讲的，他自己说写《论衡》的宗旨是“疾虚妄”，目的在于“归实诚”。因此，他以虚妄为非，以实诚为是。如何分别虚实与妄诚呢？他提出了效验论。他相信：“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论衡·语增》）这就是说，天下的事情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增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夸大和缩小都是错误的。许多客观事实是不能随便解释的。把前后的事实排列出来，人们就会发现有些说法是错误的。这样，哪些说法是合情理的，而哪些说法是不合情理的，是非也就可以确定了。
汉代，有人说殷纣王力气很大，能够把铁棍拧成绳索，能够把铁钩伸直。又说周武王征伐殷纣王时，兵器的刀刃上没有沾血，就取得胜利。王充把这两种说法联系起来：有索铁伸钩力气的人，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兵不血刃，以德取胜，只有三皇五帝这类圣王才能做到。如果殷纣王确有那么大的力气，那么，周武王就不可能兵不血刃取得胜利。如果赞誉武王有兵不血刃的道德，那么，殷纣王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气。这两种说法相互矛盾，不能都是正确的。
孔子说：“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纣王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坏，所以君子就怕倒霉，天下的坏事都加在他的头上。孟子说：“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王充认为按孔子的说法，流血很多是可能的，按孟子的说法，接近兵不血刃。一个圣人，一个贤人，讨论同一个问题，却有如此大的差别。到底谁说的对呢？
对于历史上的问题，应该借鉴现实，研究现实有助于研究历史。王充就是根据秦汉时代的事实来分析历史现象，提出有价值的见解的。他说，刘邦讨伐暴秦，大战项羽，“战场流血，暴尸万数，失军亡众，几死一再，然后得天下”。说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兵不血刃”，是不可能的，“非其实也”。刘邦诛暴秦，灭项羽，都是经过残酷的激战，死亡众多，才最后取得胜利的。刘秀诛王莽也是这样。王莽作为臣子毒死平帝，罪大于殷纣王作为君王杀比干，纣王是继承王位上台的，王莽却是篡汉自立的。这是基本事实。王充认为，“杀主隆于诛臣，嗣立顺于盗位”，“纣之恶不若王莽”，那么，士兵背叛王莽的应该比商朝背叛纣王的士兵更多。但是，汉朝消灭王莽，昆阳一战，就死了几万人。王莽逃到渐台，汉兵包围渐台，经过激战，死伤很多，地上流血没了脚趾。以此推知，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时，不可能“兵不血刃”。王充认为孔子的说法更合理一些。
王充利用各种说法互相矛盾，进行分析，推论，说明一些说法是不合实际的。在具体分析中，可以看出王充论说，知识丰富，逻辑严密，用事实验证和逻辑证明来解决是非的问题。王充认为：“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没有证据、事实，“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理论说得很雄辩、很正确，人们也还不相信，虽然列举很多事实，不进行反复思考，严密分析，也不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他又说：“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薄葬》）要分清是非，不仅要通过耳目观察，而且还要经过心的思考。否则，只凭耳目观察，容易被虚象、假象所迷惑，颠倒黑白。由此可见，王充在是非论上，既反对唯理论，也反对经验论。他对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也充分体现了这种认识，既重视事实的验证，又重视逻辑的推论，在分析具体问题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使现代学者也感到佩服和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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