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问题是中国古人经常讨论的关系问题，与义利关系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尚书·说命中》就有“非知之艰，行之唯艰”的说法，春秋时代也有类似说法：“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左传》昭公十年载子皮对子羽说的话）不是知之太困难，而是知而后实行，那才难上加难。在科学研究方面，知难行易。创造电视电脑，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可以说是千难万难。但是，使用就非常容易了，三五岁小孩都会开机操作，选节目，定音量。但在伦理方面，就不一样了，许多道理大家都懂得，到实行的时候，就不能完全做到做好。例如讲孝敬父母，报答养育之恩，道理很明白，一般人都懂，但是，许多人做不到做不好。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宋以前虽然也讨论知行的关系问题，但都不够充分。宋明时代讨论很多，主要讨论知行的先后、难易、轻重等问题。
1.知行先后之争
北宋程颐提出知先行后说。他认为：“须是知了方行得。”以走路来说，先知道路，才能走。“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之？”[1]不知道路，虽然想走，往哪儿走呀？“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同上）朱熹也用走路比喻知行，“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义理不明，如何践履？”义理不明，就像眼睛看不见那样，践履就像走路。不知而行，就像盲人行走。陆九渊与朱熹在治学的路数方面有分歧，而在知行的先后问题上则完全一致，都认为知先行后。陆九渊说：“知之在先，行之在后。”又说：“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2]
从总的认识史来看，认识来源于实践。同时认识又要回到实践中去受检验，再认识。按毛泽东《实践论》的说法，认识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穷往复前进的过程。
用图表示：
实践→认识→实践→认识→实践→认识……
如果我们截取其中一段，那么，就会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实践→认识”；另一种情况是“认识→实践”。简单地说从认识到实践，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未免失当。对于个人来说，少年学习，先认识；青年以后从事工作，后实践。理学家的先知后行，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就不是唯心主义认识论。对于具体的事情来说，也是一样，例如所有建筑，都是先设计，后施工，也是先认识后实践。比如鸡与蛋的先后争论，鸡生蛋，蛋生鸡，也是无限反复的过程。究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争论没有结果。最近有的科学研究认为先有蛋，后有鸡。实际上，鸡与蛋都是渐变的过程，一天变化一点点，几万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逐渐变出鸡来。也像人在成长过程中，不能说是哪一天变老的。如果刻意从中划出哪一秒开始变老的界限，那就十分荒谬。精确的工夫在这里无用武之地。即使是现在的鸡，也在变，蛋也在变，会变成什么样子，几十年是看不出来的。怎么能说先有蛋后有鸡呢？不知道渐变，想从连续中截然划出明确的界限来，是很难的。两个事物的分界线总是模糊的，过渡性的。有的科学家研究出先有蛋后有鸡的说法，就是不懂事物渐变的辩证法道理。
2.知行难易之争
《尚书》讲知易行难，因为它是经典，所以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没有人敢直接反对，宋代程颐也只讲“行难知亦难”。孙中山曾经列举科学知识来讲知难行易的问题，他说：“天下事唯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诸如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个方面都是这样。孙中山认为知难行易，在科学上是这样，在社会革命上也是这样。如果真正知道了革命的道理，那么就能够开展，并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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