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参加革命实践中，经常反复思考革命的理论问题，并从哲学上进行概括。他撰写的《实践论》，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引进西方的哲学语言来谈的，后面的知行关系则是中国传统的语言。《实践论》讨论的问题是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并指导实践。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开始，逐渐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在以后的实践中还要不断深化。认识是没有尽头的，是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过程。实际情况不断变化，人的认识也要随着变化，既反对唯心论，也反对经验论，既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也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所阐述的是一套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这些理论似乎很简单，但在那时曾起非常巨大的指导作用。我曾听一些干部和一些科学家说到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一位研究物理学的老院士在回答听众提问“哪一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时，说：“主要就是两本：《实践论》与《矛盾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水平很高，理论很深刻，当时参加革命的工农群众，没有那么多时间读书，也没有那样的文化水平，因此不太可能去读诸如《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哲学笔记》等著作，即使有时问，也不是短时间所能读懂的。那些从“珠穆朗玛峰”（比喻马克思主义水平最高的苏联）上下来的一些理论家，到革命队伍做大报告，大家都听不太懂，也不生动，很乏味，没有兴趣。毛泽东就不一样，他一讲话，大家都听懂了，而且有兴趣。因为他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大众的语言。
毛泽东的决策正确，是因为他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情况以及农民的情绪都有深刻的了解。这不是从书上读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并没有讲中国农村如何，农民如何，即使讲了也不准确。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点是正确的，而这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变化的角度、运动的态势来分析实际问题，提出正确的战略与策略，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3.知行轻重之争
中国古人对于知行的轻重问题有过各种说法。在孔子那里讲的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后人将这智、仁、勇三项说成是天下三达德。孟子强调人有四善端：仁、义、礼、智。后来儒家概括的“三纲五常”，五常中有仁、义、礼、智、信。董仲舒特别强调“必仁且智”，他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又说：“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有爱心没有智慧，只知道爱，不知该爱谁，怎么爱。有智慧没有爱心，虽然知道却不肯去做。为什么不肯去做？因为做好事，可能损害自己的利益，还可能得罪权势人物，或者得罪周围一大批人。这类现象屡见报端，习以为常。所以，孔子讲的“勇”也是很重要的，是行所必须的。无勇，知而不敢为。
《汉书·霍光传》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客人经过主人家，看到他家的灶的烟囱是直的，旁边又堆放着许多柴火。客人就向主人提出两项改革建议：一是“曲突”，将烟囱改成弯曲的；二是“徙薪”，将柴火堆放到离火源较远的地方去。并且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改革，那就可能发生火灾。主人表面表示接受意见，但不重视，没有去实施改革。不久，主人家果然发生火灾，邻居很多人帮着灭火。火灾过后，主人感激救火的邻居，买了牛肉和酒来招待他们，表示感谢。他将受伤最重的（焦头烂额）请到上座，其他按伤势的轻重、功劳大小的顺序排列，没有邀请向他提两条建议的客人。有人对主人说：“假使你听了客人的建议，进行两项改革，就不会发生火灾，也不需要买牛肉和酒来招待别人。现在论功劳，请宾客，你却没有请那位客人，只是请受伤重的邻居为嘉宾。这是怎么回事呀？”主人听后，觉悟了，也把客人请来入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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