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科学的使用是整合型的，而不是简化论的或者本质论的，因为生物、环境（包括文化）和心理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高度动态的。这里引用一句女性主义科学理论家伊丽莎白·威尔逊的话：“如果生物学可以被清楚地描述为剧场，那么我们从某个程度上就使生理学的生物学简化论原理的主宰和影响失效”，（Wilson1998：96）并且能够负责任地探讨意识的物质基础。与此类似的是，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这样描述人的既不可预料又受约束的发展的本性：我们必须放弃认为，“在生物事件和随之出现的思想、**、行为这些心理现象之间有严格的决定关系，”就算“生物学的过程使人的发展以某种方式偏向于认知的、情感的、行为的特定形式”。（Kagan2001: 177）那就是说，每一种性情限制着“某一系列的发展结果”（斜体为作者所加）。心理发展可以看做“涉及大量事件的一系列的瀑布。每个事件减少或限制了一些结果出现的可能性，而不会确定具体的结果”。（Ibid.：187）对于生物人类学家特伦斯·迪肯和他的合作者来说，情况也类似，“进化不是像处方一样规定事物。它搭起一个竞争的舞台，然后竞争促使另外一个竞争舞台的出现，那个舞台又引起另外一个舞台的产生。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进化中的进化的进化。”（Harrington2001: 248）在物种层面上，这就和凯根的“瀑布”比喻有了共鸣，把个体的自我之发展看做环境和生物之间不断发生关系的结果。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欧和约瑟夫·李窦在界定心灵、意识和认知时指出了类似的方向。对于达马西欧来说，心灵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件事情”（Damasio2003：183）；而且，意识和心灵不是同义词——因为心灵的一些方面起作用时是在潜意识或者下意识的条件下——虽然意识和有意识的心灵是同义词。（Ibid.: 187）类似的是，李窦把认知和意识区别开来：“意识可以看做认知过程之下的（潜意识的）产品”；（Ledoux2003: 191）心灵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包括用于认知的、**的和动机的功能的突触的网络。更重要的是，它涉及精神生活不同方面的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Ibid.: 258）李窦的自我是“不真实的，虽然它存在”，因为它是“物理学的、生物学的、社会的、文化的存在物的总体。虽然是一个单元，却不是单一的……自我是一个‘戏剧性的合奏’”。（Ibid.: 31）（戏剧比喻在认知研究中很常见）
把演出看做“做”而不是“是”，从这个角度看，所有这点和演员如何进入角色和表演是一致的——那是相互的、关联的、生物学的。最终是关于过程的，而不是实体的，表现在记忆、感情和**之中。
神经模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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