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刘国樑采用社会主义的口号，在他的《大烈氏账表汇存簿》的封内写了一句题鉴：“绝对为大众服务。”可以推想，他对新政权的拥护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他还至少希望他的商业空间环境能够好转。换个角度说，刘国樑认为，他身为“民族资本家”管理和发展工商企业是“为人民服务”。以下，我们将对刘国樑的资本家立场和作为作考察，因为这导致他的处境发生逆转，并在“三反”“五反”中成为阶级斗争的目标。
（一）商业组织和政治环境
所谓商业组织，如前所述，指成文厚是一个综合性结构行业，通过行业整合形成。刘国樑能够创造它，也能够保护它，使它成为他的现代化管理目标的一部分。他对这个商业组织的认识和运作，基于他对内部各业所具有的工商知识。这些知识建立在一个对比差异性的假设基础上，即假设内部各业管理者的非平衡性、永久的商业风险，与不同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三者是长存的，要在它们之间达成一致是很难的，而这正是一种能够接近市场现实的过程，商机也正在这中间产生[22]。把关系紧张的三者结合起来运作的条件，是实行对整个结构性行业的自主管理，这样才能达到现代化与商业传统的有机结合。为了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们需要重新回到成文厚的档案分析上，以具体讨论成文厚的商业组织形态与政治环境的关系。
在成文厚档案中，有一种新政府重估企业财产的通知文件，其背景是新政府清查私营企业资产和执行新的管理规定。通知所列财产清单分两列，每列都写有资产和债务两项，它是商人遵守政府管理合法性的法律凭据。北京市政府给成文厚的一份清单于1951年11月签发，在第二列“财产增资准备”类中，注明资金“281842225元”，在“负债”中注明14930937元，在“纯益”中注明179584525元；在“资本金额”中注明29800412元[23]。在这份清单中，“增资准备”的含义值得注意。在当时的会计概念中，它是“本为公积之一部”，“从普通公积中划出”，而所谓“公积金”（Surplus），又“本为公司资本之一部，以未分派之盈余积聚而成者也”[24]。在1951年，显然法律已将公积金与股利分开，要求用于增资资产，扩大再生产。1952年12月，该家族又有一笔时币49000000元的资金注入，实际是1台印刷机和配套印刷器材的费用[25]。在1950年至1954年，成文厚还通过了另外两次政府审核，这些都说明刘国樑是合法商人。
但是，仅看以上政府文件是不够的。从对照分析商号和铺保的档案可见，在1951年至1952年间，成文厚在奉公守法和企业自主发展之间，还与铺保联手，以政府鼓励和允许的方式，建立总、分号，对家族股份资产做分号注资，再领取新营业执照，发展企业空间。兹归纳其主要步骤。
第一，刘国樑把政府1950年评估资产当作一个机会，将被评估成文厚印刷机和配套机具定为“1950年重估”的固定资产，与父亲刘显卿名下资产区别，用“刘国樑”的名字，划归个人股份[26]。
第二，1951年12月，在政府评估成文厚和铺保久大的西单商人资产后的1个月，我们从久大档案中看到[27]，经刘国樑介入，久大当月把企业一分为二，以原企业所在西单商场15号为总店，又在西单北大街131号开设分店，然后重新注资，很快获得新的营业证。刘国樑为这个分号做了担保。1952年12月，久大再次改变分号，并故意将原西单商场的总店说成是分店，将西单北大街131号的分号说成是总店，并再次注入资金，获得新营业证[28]。这种变动的结果，是铺保久大将门市房（131号）移到距成文厚（139号）更近的位置上，同时也透露了商号与铺保的结盟更为紧密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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