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1952年9月,刘国樑正式以“成文厚显记账簿文具店代理人刘国樑”的身份,以个人的名字,利用久大经理贾华山名下的前门荣华印刷所的房地产权,与荣华印刷厂登记合作办印刷厂,并命名为“分所”,然后将成文厚的印刷机,不是以固定资产的概念,而是以“财产价”的概念注入荣华,另注入时币11000000元,总计投资时币“60000000万元”,成为印刷厂的股董。他的末科徒弟肯定地说,刘国樑当时的真正动机是要买下这家印刷厂,发展成文厚的印刷业,但刘国樑在填表时却写“不执行”业务,为自己的进退留了余地。3个月后,荣华领到了营业证,刘国樑也完成了转移成文厚部分资产的计划。我们还需要注意,他这次对股东资产分配的签约为:“年终红利、执行代理人和其他经理酬劳金、改善卫生安全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金”,共5项。其中“公积金”由“年终红利”的10%抽取;其余4项由股东自己分配。这是当时家族企业股份制分配的通例。我们将这份契约(1952年11月政府批准),与1951年11月政府规定将公积金与股利分开计算、要求将获利全部用于企业增资资产的规定,两相比较,可以看到,在1951年和1952年期间,在新政府管理下,政府权力分配方案和家族企业股份制分配方案同时都在实行,商人给两种体制的企业注资后,申请执照也都能获得批准,他们经营的自由空间还是存在的。刘国樑同时选择了两者,也都是合理合法的。铺保正是他运作两者的杠杆。我们还能看到的,刘国樑注资荣华,也不仅是为家族资产寻找出路,就在这份合伙契约中,他还吸收了另一位宋姓合伙人,该人曾在北京、重庆和南京等多个城市的印刷所供职,这能说明刘国樑对发展印刷业有长远眼光。
1952年12月,刘国樑的家族内部股份制发生变更。我们已经知道,刘国樑此前已做好了充分准备,这样我们再来读成文厚档案,可以发现,在12月12日当天,有4种声明同时签出,里面有家族更股声明3种,其中的1种是刘国樑把放到荣华的印刷机拿回成文厚补报,这台印刷机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对这样密集的同日签约,也许我们可以设想,一切都在按刘国樑设计的方向发展。
现在我们集中来看刘国樑处理家族私企与成文厚公司的关系的方式。这是两种所有制不同的商业组织,他是有保全公私利益的双重倾向的。12月12日更东的背景是父亲刘显卿去世,成文厚到了变动权力的历史时刻,它的实际创业人刘国樑,经过17年的奋斗,终于从埋头苦干的“代理人”改为前台的“任职经理”,并掌控了3/5的股权。更东后的成文厚家族管理层有4人,他们是刘国樑及其幼弟与两个侄子,但据档案记载,当时他的幼弟远在云南,两个侄子还都是在校中学生,整个家族企业实际上仍要由刘国樑单挑独任。这样刘国樑的一切作为就有一种解释,所谓“绝对为大众服务”,包括既为广大社会客户服务,也为家族私企利益服务。他的苦心经营围绕两个核心进行:一是将扩展商号规模与房地产权的结合,如通过贾华山对前门一带荣华房地产的利用,对铺保春和房产的并购,对铺保久大房地产的收拢,以及用大酱坊胡同的家族房产对永和铺保的控制等,这些都在他要做大成文厚的计划中;二是维护家族私企股份制与城市政府组织管理分配制的各自权益,他与荣华印刷厂股份合伙的签约,与铺保久大的密切关系,都是既维护家族企业,又壮大公司地盘之举。他把这两者关系处理得当,有利于他增加企业资本,使之从小资本变为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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