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刘国樑对账簿业的投资，对现代与传统商业模式的用心结合和精心维护，虽然曾使成文厚赢得过企业自主管理权。却做不到自始至终的自主管理。1952年以后，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他遭到了历史性的处境逆转。虽然他的家庭成员曾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他本人也在新中国开国前夕便把成文厚的全部账簿表单样册上交国家，表达了他对在新社会条件下发展企业还抱有希望[29]，但他终于没能向前跨出一步。他以小企业集体化为核心的经营策略，与新政府的大计划经济战略目标，终成对立物[30]，他只能在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压力下退出历史舞台。1952年年底，他彻底失去了成文厚的领导权。
（二）定性为“严重违法户”
在1950年至1952年间，刘国樑的经营魄力令人叹服。即便在1952年后局势发生变化，刘国樑还是明确要继续投资发展，要为成文厚建成印刷厂。他买下春合和久大的房产，以相机扩大成文厚的经营空间。但商机是商业环境不断变化的产物，同时时代也在变化、人力和产品的资方分配也在变化，刘国樑又是怎样应对这些变化呢？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到1952年上半年，刘国樑一手创建的成文厚是由多种行业成分构成的商业组织，已有灵通的市场渠道，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的多种需求，他要继续选择新的投资方向，扩大企业经营，加强各行业成分之间的整合程度，是完全可能的。他对市场的敏锐直觉，基于他谙熟生产管理和产品性能知识，拥有开拓市场的经济实力，也有驾驭行业改造和打造新局面的胜算。这些知识建立在一个对比差异性的假设基础上，即假设内部各业管理者的非平衡性、永久的商业风险，与不同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三者是长存的，要在它们之间达成一致是很难的，而这正是一种接近市场现实的过程，商机也正在这中间产生。把关系紧张的三者结合起来运作的条件，是占有企业管理自主权[31]，这样才能达到现代化与商业传统的有机结合。但是，正当刘国樑刚刚正式继任父亲的业主权，准备为新政府领导下的成文厚企业发展大干一场时，也就是说，在他可以行使企业自主权时，他的家庭成员却在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中放弃了股权，他操持多年的企业也在悄然向国有化过渡，他痴情于企业却孤悬一线，这时他寻求自主权反而使他成为枪口上的猎物。在新政府方面，经济动力与政治权力的对垒已经开始，刘国樑的经济目标本来应该被评价为目光远大，现在却成了不识时务。据此我们可以分析，其企业自主权所要争取的资本、人力和产品的个体化自治管理权力，与新政府国有化的改造趋势，在方针路线上相悖，这时他跃跃欲试，实际上究竟意味着什么？政府又如何不觉察到这种个体化的商业活动是一种威胁。虽然至今成文厚的上下员工，以及刘国樑的后代，都确信和怀念刘国樑的一腔真诚，但也只能感叹他在当时民族主义情感的挣扎中必然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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