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和个体化资本在人力和产品管理上的差异，已反映在当时的档案中。我们有幸找到了西城区档案馆的资料，其中有几份是区政府自1949年起在西单大街一带执行改造政策的总结报告。最早的一份报告写于1949年6月，对区政府建设定点市场，对旧摊贩实行集中管理的措施描述得十分详细具体。该定点市场设在缸瓦市附近的皇城根市场和佟林阁路市场。[32]纸贩子也在集中管理之内，如赵所言：有一位“跑纸盒的”“国家不让他干了，他就到成文厚了”。[33]新政府将城市商业合理改造政策灌输给商贩，要求商贩注册纳税，控制了产品价格和紧缺物资的分配。这对成文厚产品的重要资源——纸的供应造成了钳制之势。其中有的旧商贩是刘国樑在1949年前的老“拉纤儿”，这时刘国樑从容地给他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把他们吸收进成文厚。赵吉亮认为，刘国樑的做法出于基督教博爱的信仰，是照顾老熟人。但我们也不妨走出人情关系的思路，从商业利益上分析刘的考虑。他与这些基层商贩仅仅是商场上的熟人，他在他们危难之际答应接手，不无可能在新情势中重新结盟，保住原有的行业渠道和资源供应。
当然，我们也要记住，当时北京城市商业的集体化控制才启动二三年，还处在试行、调整的过程中，政府也在观察商人的反应。在1953年1月的另一份简报中，提到了西单地区“资本家的思想动态”[34]。作者提供消息说，“私商在货源上受到了限制，因此资本家在思想上有点波动”。作者还把资本家的反应归纳为四种态度，例如，一些资本家要求“公私合营……晚走不如早走好”；一些人想解雇工人，尽快销售公司所存货物；还有一些人“觉得企业没有前途，趁着申请公私合营或转工业从企业想捞一把”，如通过“柜上长支着钱，存在银行里”或“把过去股东在柜上存着的款完全支出去”；最后一种资本家是持“观望”态度。现在我们可以了解成文厚1951年档案所记刘国樑仍在做“财产储备”，是没有与政府作对或犹疑观望的，他甚至还在为扩建成文厚热情地投入资本，这至少在客观上是配合政府之举。
（三）商人活动空间的缩小对企业社会关系的影响
现在我们再次转向分析成文厚档案。从1951年开始的商号资本重组，显然是对成文厚家族企业控制性质的再次认同和内部定位。但也从这时起，成文厚的资产被纳入政府监管之下，档案中的政府清产文件表明，当时政府已经决定对所有城市工商企业做新的评估。刘国樑能够在这种情况进行投资，是在遵守政府总体方针政策的前提下适应市场变化，以保护家族企业利益的策略。然而，此时也正处在抗美援朝的非常时期，政府要求通过增加资本家的资产流动的方式予以物质支持，任何其他决策都有违背之嫌。这时刘转移印刷机以准备投资印刷厂的资本积累，以及为购置春合和久大的房产投入的经费，都可能被视为变换手法保存家族资本，对他产生不利后果。用官方的话说，他是“想捞一把”，或者用当时公方代表的话说，他要把在企业的存款“完全支出去”。按照当时政府政策的框架，刘作为企业家无论做怎样的抉择，都有可能被置于“资本家思想状态”层面的阶级斗争的旋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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