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商号及其经营网络而言，企业自主权也非个人所能自由选择，它还取决于商业管理者所身处的社会环境。在这方面，我们通过成文厚的铺保档案获得了一些历史信息。1951年至1952年12月，成文厚的铺保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和另一个铺保永和寿材厂，都因为更换股东受到了政府的批评。永和寿材厂的档案逾百页，内容相当复杂，概括地说，在1952年后，有8个股东在社会环境变迁中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股东之一李某参军复员，留在外地，他决定将股份转让给在北京的姐姐和西城区政府福利部门，获区政府批准，但此举却遭到另2位在京股东的反对，他们也曾提出售股份，被区政府批评，说他们“平时懒散不爱劳动”，现在他们也反对其他股东转让股权。
各种工商档案和个人口述资料都说明了新政府对商人的压力，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在新中国成立三年后，在西单一带商户和经理们的周围，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变，这对在传统行业与现代经营模式结合的探索中谋求生存发展的商人们来说，已感到进退维谷，不知道应该如何做出反应。可以肯定地说，刘国樑的徒弟和后代都有无法知道的事情，但刘国樑后来行事更加谨慎是肯定的，从那时起，刘国樑对社会形势的任何反应都成为反面证据，被用来怀疑他要反对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政策，或者被用来证明他是企图破坏新政权的“奸商”。而基层政府的干部确信毛泽东主席在1952年6月的讲话是正确的，他宣布：“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35]。毛泽东利用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长期普遍的冲突构建了一种政治架构，如此“劳资两利”的原则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结论
我们的研究通过一个中小商号的具体变迁过程，自下而上地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北京商业史的发展过程。目前成文厚的个案研究还是有局限的，肯定需要调查搜集更多的资料做补充。然而，在已有的个案分析中，我们阐明了历史文献与口述史资料的多样联系，以及在文献资料背后的多种社会环境的变革状况，特别是民国时期城市商人和商业活动的变革，以及一位资本家的身份在各种社会变革中的具体生成过程。刘国樑是从传统家族管理中走出来的商人，最终成为一位现代经理，并对北京城市商业现代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已建立了一种超家族管理模式的行业结构组织，他把不同行业与学校和教师都视为城市社会的新资源，纳入新的行业社会网络，推动了商业的行业化发展，这种策略也曾使他的商业组织自主管理的意识日益增强。在这种条件下，他努力把新行业知识开发、产品生产和市场销售整合在一起。他对新技术感兴趣，重视专业知识的重要性。他对“五色账”的发明，表明他愿意采纳西方观念以适应中国市场的需要。他还注意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鼓励商号员工获得较好的培训，只要认为有前途的年轻职工必须接受严格的培训。虽然我们对他的一些商业理念和商业活动还是推测，但这种情况是北京现代商业发展一个大趋势，成文厚也确实在这种社会实践中得到了发展和成熟。刘国樑曾被列为“民族资本家”，在新国家政府成立之初，他可能为自己负责管理同业公会而感到骄傲。他同时努力完善成文厚的经营策略，通过与各种合作者建立关系，如与师资和学校、摊贩和印刷厂建立网络关系等，以保持和扩大家族企业之外的联盟，还对成文厚新的扩大发展目标做出了规划。但是，他必须经受暴风骤雨般的社会政治现实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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