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成文厚老职工关于刘国樑与前门荣华印刷厂合作的说法在政府工商档案中得到资料证实，参见1952年的另一份合伙契约是原经理刘国樑与前门一带的荣华印刷所合伙的订约文书，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藏：《荣华装订印刷所》，全宗号：22-6-1068，1952。关于这份档案的合作契约内容，我们以下还将继续讨论和分析。
[20] 以下使用刘国樑末科徒弟的口述资料，引自董晓萍、周锦章、吕红峰：《成文厚末科徒弟ZJL与业主刘国樑老家的调查报告》，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7月，打印稿。兹遵守田野调查的学术伦理原则，隐去被访谈人姓名，改用拼音字母注出。
[21] 此时我们应该想起熊彼得（）所撰写的最后一篇论文，其中谈到“社会主义的步伐”问题，原载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40/2，pp.446-456，1950）。他在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秩序正朝着自我毁灭的方向发展，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随后出现”。他还阐述了自己坚持这个观点的理由。
[22] 参见TimWright（蒂姆·怀特），“TheSpiritualHeritageofChineseCapitalism”：RecentTrendsintheHistoriographyofChineseEnterpriseManagement（《中国资本主义的精神遗产：中国企业管理史的最近研究方向》），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19/20（1988），185-214。有关本讨论参见第198-210页。
[23] “财产增值准备”（281842225元）是“转入资本”（270199587.81元）加“转入公债”（11642637.81元）的总数，而300000000元的新资本是“转入资本”加1952年前的资本（29880412.64元）的总数。
[24] 关于当时的这些会计概念，参见潘序伦：《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7：383。
[25] 北京市档案馆藏：《荣华装订印刷所》，《合伙种类详单》，全宗号：22-6-1068，1952年12月，第78页。
[26] 关于刘国樑通过政府“1950年重估”财产的机会将印刷机等以个人名义化为财产，称“财产价”，另加部分现金，以个人财产入股，合办荣华印刷厂，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藏：《荣华装订印刷所》，全宗号：22-6-1068，1952：78，详见其中《合伙种类详单》第2页。
[27] 本文所述“久大”，全称“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关于久大与成文厚的铺保和房产权关系，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藏：《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全宗号：22-6-1112-8，1952：64，74。
[28] 北京市档案馆藏：《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全宗号：22-6-1112-8，1952：66，73，86。
[29] 刘国樑努力发展企业的行为发生于1950年至1953年，给人印象深刻。他虽然卷入“三反”“五反”运动，但仍选择了对合办印刷厂的风险投资；他还于1952年春合破产时，买下了这个老铺保的不动产。他的末科徒弟曾热情地描述说，当时成文厚是西单一带最大的企业，繁荣发展：“如果不搞‘三反’、‘五反’，我们早就都富了”。
[3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99。
[31] 对于市场的理解和商机选择之间的关系，参见IanI.Mitroff & ，BusinessPolicyandMetaphysics：SomePhilosophicalConsiderations，InThe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7/3，1982，pp.361-371.
[32] 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第二区人民政府摊贩工作总结》，全宗号：2-1-248，1949年6月。关于北京市摊贩的再组织问题，参见崔跃峰：《1949—1952年北京市摊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初探》，《史学月刊》，2005（4）：55～60。
[33] 董晓萍、周锦章、吕红峰：《成文厚末科徒弟LJZ与业主刘国樑老家的调查报告》，2007（7）：21。遵守田野作业伦理原则，此处隐去被访谈人姓名，以拼音注出。
[34] 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对私营工商业户情况的调查报告》，全宗号：2-2-364，1953（1）。
[35] 引自郑成林：《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工商团体的改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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