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类社会性的演化，存在很多不同理论，但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共识：合作性逐渐增强这一大方向（至少直到1万年前农业、城市和层级社会崛起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同其他类人猿不同，早期人类开始通过伴侣配对（pairbonding）的方式**（mating），进一步使核心家庭（nuclearfamily）变为新的合作社会单位（Chapais，2008）。与之相关，相比其他类人猿，人类开始多方面在合作抚育，其中母亲以外的成人也开始照顾小孩子（Hrdy，2009）。这种新形式的抚育——祖母和其他女性同儿童留在家里，最健康的女性外出觅食并带回食物分享——可能是合作觅食的先导，也可能与其协同发生，而这进一步使家庭网络融入新的合作单元（Hawkes，2003）。同时随着现代人类的崛起，当他们在文化群体选择中同其他人类群体争夺有价值的资源时，包括可能由互不相识的个体组成的部落和宗族在内的整个文化群体变成了合作单元（Richerson & Boyd，2006）。
这种合作的趋势同人类日益增强的认知能力如何相互影响很少被探究，甚至思考。其中存在两个主要的例外，第一个是社会脑假设，作为支持该假设的证据，邓巴（Dunbar，1998）在灵长类之中证明了脑的大小（可能反映了认知复杂性）同群体规模（可能反映了社会复杂性）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现代人类是一种极端案例：人类大脑的大小和群体规模都比他们的近亲类人猿大好多倍。高利特等人（Gowlettetal.，2012）尝试在人类演化史当中追踪这种关系，发现在大约40万年前的海德堡人中，大脑的大小和群体规模都发生了巨大的跳跃，而这当然也是我们假设的借助联合意图性，人类思维演化的第一步发生的精确时间。然而，群体规模仅仅是社会复杂性的一个粗略指标，所以就上述相关关系中涉及的实际过程，社会脑假设仅仅给了我们一个大体启示。
一个有关人类社会性和认知联系的更具体的尝试由斯特林（Sterelny，2012）做出，他把焦点放在人类合作和包括合作抚育、合作觅食、合作交流和教导在内的很多方面上。人类的合作生活方式依赖于个体发生过程中个体获得的大量信息，包括如何追踪羚羊、如何制矛、群体的亲缘关系如何建立等一切事情，所以由成人向初学儿童进行的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生存尤为重要。这样，人类建构起学习环境，在其中他们的后代得以发展，进而确保这些后代获得在执行制作工具和合作觅食这类关键生计活动时需要的信息。同样，托马塞洛（Tomasello，1999）提供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他把焦点尤其放在了人类认知的个体发生如何通过获得由祖先创造的物化/符号化（包括语言）人造物而成为可能。沿着大体相同的脉络，莱文森（Levinson，2006）聚焦于人类独有的合作性社会参与中的“交互式引擎”（interactiveengine），以及它的演化如何创造出人类独有的多种交流形式。赫迪（Hrdy，2009）则强调这里涉及的一些适应都能服务于婴儿本身。例如，使婴儿从小就可以在多层抚育这类新的复杂世界中进行判别的特殊合作技能和交流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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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思维从何而来
人类进化起源于森林古猿 经历了猿人类、原始人类、智人类、现代人类四个阶段